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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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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
第1章 文学的“转折”
一、40年代的文学界
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折，影响、推动了中国文学的构成因素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剧烈错动。
文学的“转折”主要是指40年代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流派、力量的关系的重组。
【抗战中】抗战中的文学流派分布
左翼文学
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进入50年代，成为惟一的文学事实。
【特点】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纲领性”的指导思想。
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形成了应予遵循的体系性“规范”。
作家的存在方式，写作方式，作品的出版、阅读和批评等文学活动方式也都出现了重大变化。
解放区文学
抗战爆发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现的，规模宏大的创建理想社会的实验。
【特点】
触及有关人性的深层次问题，表现历史乐观主义的理想情怀。
不仅干预现实事实，
也思考社会和人生的悖论情境，
思考中国社会的困境与难题。
也思考社会和人生的悖论情境，
思考中国社会的困境与难题。
作家以个体体验为出发点，对传统和外来的影响加以创造性的熔铸，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抗战后期以及战后】抗战后期及战争结束后的文学流派分布
抗战后期和战争结束之后，各种政治力量都试图以文学服务于它们的主张和行动，而文学作家也难以回避在现实政治上做出他们的选择。
【共产党】1945年10月，由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
【国民党】1946年，以张道藩为首的、与国民党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作家，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
两协会的存在，宣告了战争期间文艺界“团结”的结束。
【中间阶层作家】“广泛的中间阶层作家”在战后表现出普遍理解左翼文学路线的趋向；
另一部分“中间阶层”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有所调整，却并不完全接纳左翼文学主张，而在政治承担和艺术自律上持不同态度。
另一部分“中间阶层”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有所调整，却并不完全接纳左翼文学主张，而在政治承担和艺术自律上持不同态度。
前者代表作家中闻一多、朱自清成为政治和文学立场发生转变的“进步主义者”范例；
后者的思想艺术趋向在《文讯》、《黄河》、《文艺春秋》、《文学复兴》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后者的思想艺术趋向在《文讯》、《黄河》、《文艺春秋》、《文学复兴》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自由主义作家】在40年代后期，被称为“自由主义作家”的一群，主张作家应忠于艺术，力图“匡正”当时文学的强烈意识形态化走向。
代表作家有朱光潜、沈从文、梁实秋等，其中朱光潜追求树立健康的纯正的文学风气。
二、左翼文学界的“选择”
概述
40年代后期的文学界，存在不同思想艺术倾向的作家和作家群，存在不同的文学力量。
主流文学力量：左翼文学
【状况】有明确目标、能左右文学界走向、对文学的状况加以“规范”
【领导和重要作家认识】文学方向的选择应与社会政治的转折同步。
【战后工作】传播和推广延安文艺整风确立的“文学新方向”，以实现理想文学形态的“一体化”。
【主要工作】左翼文学界在抗战之后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传播延安文艺整风确立的“文艺新方向”，以达到理想的文学形态的“一体化”实现。
传播《讲话》的基本观点，介绍、评价、实践《讲话》的解放区文艺创作。
作品：歌剧《白毛女》、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
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对一些重要的文学问题进行回顾、清理、检讨。
左翼文学主流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作为理论依据、以延安文艺作为理想模式。
对40年代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类型”划分。
作家常被划分为革命作家、进步作家（或中间阶层作家）和反动作家等三类，这种描述深刻地影响了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进程。
左翼内部也进行划分，这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学“纯洁性”的问题。
左翼的主流派别不承认左翼内部存在分歧，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将内部“非主流派别”指认为“异端”加以清除。
左翼的主流派别不承认左翼内部存在分歧，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将内部“非主流派别”指认为“异端”加以清除。
三、毛泽东的文学思想
【特征】毛泽东的文学思想，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形成了体系性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观点，具有实践性的特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主要内容】
【文艺方向论】文艺方向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他提倡“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新文化，打击以“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为根据的旧文化。
他提倡“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新文化，打击以“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为根据的旧文化。
【政治效用论】政治效用论是毛泽东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现实政治是文学的目的，而文学则是政治力量为实现其目标必须选择的手段之一。
文学批评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文学批评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文学创作方法论】
创作重视生活
a．在《讲话》中，“社会生活”被称为“文学创作”的原料、“半制品”或“自然形态的文艺”，创作则是对它们的“加工”。
b．以先验理想和政治乌托邦激情来改写现实，使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遍性。”
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
a．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
b．新文化的建设不能与人类历史上的精神产品割断联系，而其“发展民族新文化”的战略目标，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变革、断裂的关系上，强调的是对“古人、外国人”的借鉴，特别是对待西方文化遗产上。
作家队伍建设
a．对现有作家队伍有很大保留。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要求作家思想改造、转移立足点、长期深入工农兵生活。
b．重建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特别是从工人、农民中发现培养作家。
文学思想指导下的文学行动
毛泽东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指出要建立新文艺。
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文艺政策
也发动、支持了一系列的运动，为新文学的建立清理基地。
1942年延安的文艺整风
五六十年代发起的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的政治
哲学、文学思想的运动
对“胡风集团”的攻击均是其体现。
五六十年代发起的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的政治
哲学、文学思想的运动
对“胡风集团”的攻击均是其体现。
【名师点拨】毛泽东的文学思想是本章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其“文艺方向论”“政治效用论”“文学创作方法论”等知识点，在高校历年考研真题中都有所涉及，对这一部分知识考生需重点理解记忆。
四、“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过程】
1948年邵荃麟、冯乃超等在香港创立《大众文艺丛刊》，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初步对文学进行了等级划分。
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后通称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平召开。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成立了文联和机关刊物《人民文学》《文艺报》，建立了社会主义新文学的生产、评价机制。
【影响】
【当代文学起点】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常被当做是“当代文学”的起点。
【总结、制定纲要和细则】会上总结了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方向确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当代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展开方式和方针政策制定规范性的纲要和具体的细则。
【划分作家等级】40年代已明确的文学阶级性的类型学尺度，在这次会议之后得到强化，将当代文艺作家划分为等级。这种等级存在于“新文学”和“旧文学”“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的革命文学”之间，甚至存在于来自解放区的不同文学派别。
【开始一体化进程】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了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进程，确定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
1950年，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确立了对历史的正确叙述。
1951年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又确立了对工农兵的正确叙述。
伴随着一系列的文学运动，政治不断规训着文学，不断塑造文学新的品格，“文学新方向”便逐步确立起来。然而，通过政治不断规训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文学，必然具有强烈的排斥性，也使得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单一化。最终，随着文革的结束与八十年代的到来，社会主义文学最终崩溃。
【性质、表现】
性质：文艺大众化
五四以来，文学作为启蒙的工具是建立在西方启蒙视野之上的，民众在五四文学中是蒙昧的。
因此，“文艺大众化”其实一直都是“化大众”。
《讲话》试图在根本上扭转这一方向，真正使得文艺从工农兵的土生土长的根基中生发而出，真正实现了“文艺大众化”。
表现：文学服务于政治
对于毛泽东来说，社会主义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制度建设，更意味着文化建设。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意味着将文学组织到社会主义的结构中去。
一方面，文学是政治的表达，另一方面，文学需要为工农兵服务。
这种观念是支撑整个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观念。
纵观1950～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政治始终贯穿在文学之中，并一步一步通过文学的生产机制得到强化。
【评价】
“文学新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比五四以来新文学所一再提倡的平民化、大众化要具体得多，政治内涵非常突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名师点拨】“文学新方向”是本章的又一个重点，经常以论述题形式出现在考研题中。复习时，需重点掌握第一次文代会的基本情况、理解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从整个社会大环境背景出发，去更好地理解“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第2章 文学环境与文学规范
一、“遗产”的审定和重评
【背景】
进入当代文学时期，重新审定中外文学的作家作品，对它们的性质和价值做出新的判断，是面临的重要任务。
这关系到文学规范所依循的基本尺度，也关系到当代文学“资源”选择（借鉴、吸收、改造、排斥的对象的区分）的问题。
这关系到文学规范所依循的基本尺度，也关系到当代文学“资源”选择（借鉴、吸收、改造、排斥的对象的区分）的问题。
【重评的范围】
重评的范围涉及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等方面。其中，“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具有优先的紧迫性。
【译介】苏联文学
在50年代初，把对“国际革命文艺”、尤其是苏联文学的译介，放在首要的位置上。
①主要的文学报刊和文学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旧译和新译的苏联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
②苏联的文艺政策文件，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决议，50年代苏联重要报刊发表的有关文学的社论、专论，也得到及时的翻译出版。
③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被作为当时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读文件。
④此时期还出版了许多苏联的文艺理论著作。毕达可夫作为“苏联专家”于北京大学对来自全国各院校的文学理论教师讲授“文艺学引论”，把苏联当时的文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批评方法输入中国。
【译介】西方古典文学
在50年代，对西方古典文学的翻译出版也有较大的规模，其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三四十年代。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通过了“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
【态度】西方文学
50年代，对中外文化“遗产”、尤其是外国（西方）文学的态度，在这一时期是敏感而重要的问题。
【时间】主要限制在19世纪以前的文学；
【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是一个衡量的标尺。对于20世纪外国现代文学，则以政治倾向为准绳，只译介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或“进步的”，或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例如英国的萧伯纳。
【五六十年代、译介工作】
在五六十年代，那些“值得”译介、阅读、借鉴的作家作品，并不处于同一等级，等级划分不仅表现在不同作家，也表现在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上。
①作家方面
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好的作家能够深刻揭示社会本质，指出理想的前景。
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中，巴尔扎克的地位高于左拉，因为后者具有“自然主义”倾向，在揭示生活的“本质”上存在缺陷。
区分“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使得具有“革命性”的雪莱、拜伦受到赞扬，而济慈、华兹华斯相对受到冷落。
②作品方面
【古典标准】
思想艺术上的“典型化”程度
对劳动者的表现的程度
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揭发程度
【外国文学的“等级”划分】
五六十年代，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复活》获得更高的评价
罗曼·罗兰的《欣悦的心灵》被看做是比《约翰·克里斯多夫》更重要，更有高度的作品
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认为高于他的《毁灭》
对聂鲁达只翻译、高度评价他的革命主题诗作
二、刊物和文学团体
【概述】
在50～70年代的中国，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自身，被高度组织化。
国家对于作家的管理，主要通过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实现，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地的分会，是这一时期中国作家的惟一组织。
国家对于作家的管理，主要通过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实现，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地的分会，是这一时期中国作家的惟一组织。
【中国作家协会】文联所属、最重要
文艺运动的开展、文艺政策的实施、文艺决议的颁布，都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名义。
中国作协的性质、机构组成和功能，既继承30年代左联的经验，也是以苏联作家协会为仿效对象。
中国作协对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政治、艺术的领导与控制，保证文学规范的实施。
它可以看做垄断性行业公会与政治权力机关的“混合体”。
它可以看做垄断性行业公会与政治权力机关的“混合体”。
【中国文联和作协对文学发展的领导】
中国文联和作协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领导和直接介入下，发动、推进了一系列的文学运动和批判斗争。
“决议”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文联、作协对作家作品和文学问题，常以“决议”的方式，做出政治裁决性质的结论。
文学期刊的增加50年代以后，文学期刊的数量大幅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办的“机关刊物”，尤其是《文艺报》和《人民文学》。
三、文学批评和批判运动
【性质】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在50到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批评主要成为体现政党意志，对作家作品、文学主张和活动进行政治“裁决”的手段。文艺批评承担了规范的确立与实施的保证。
【功能】
一方面，文学批评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具有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作品加以警示、打击。
文学批评的这种“功能”，毛泽东形象地将之概括为“浇花”和“锄草”
【浇花】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文学批评应予遵守的“基本的批评标准”，并把它划分为“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项。
有关文学作品优劣，是“香花”还是“毒草”的鉴别的活动，经常引出是否“真实”，是否表现生活“本质”，是否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
有关文学作品优劣，是“香花”还是“毒草”的鉴别的活动，经常引出是否“真实”，是否表现生活“本质”，是否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
【锄草】当毛泽东和文学权力阶层认为某一作家、作品，某种文学思潮、现象的“错误”性质严重，对文学路线产生严重损害时，批评便可能演化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权力结构的建立——加入读者】
读者的反应是文学批评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代文学批评所引入的“读者”概念只是作为权力批评的一种延伸。
在大多数情况下，“读者”是被构造出来的，通过加工群众意见，或者捉刀代笔，权力者实现了对文学批评活动的控制，加强了批评的“权威性”。这是为使文学走向“一体化”的保证。
在大多数情况下，“读者”是被构造出来的，通过加工群众意见，或者捉刀代笔，权力者实现了对文学批评活动的控制，加强了批评的“权威性”。这是为使文学走向“一体化”的保证。
【成就】
除了文学论争批判运动的作品，当代文学批评也有部分优秀成果。
eg：茅盾、魏金枝对于短篇小说及创作所作的评论；何其芳、卞之琳关于新诗问题和新诗创作的评论、
严家炎关于《创业史》的批评。
eg：茅盾、魏金枝对于短篇小说及创作所作的评论；何其芳、卞之琳关于新诗问题和新诗创作的评论、
严家炎关于《创业史》的批评。
四、作家的整体性更迭
【定义】
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大陆文学“转折”的征象之一，是在文学整体格局中作家、作家群在位置上的大规模更替。
四十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延续延安文学传统的进入本时期文学的“中心”位置。
四十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延续延安文学传统的进入本时期文学的“中心”位置。
【原因】
左翼文学力量在40年代后期展开的作家、文学派别类型的划分。
【表现】
【写作“权利”受限】
此情形主要发生在“自由主义作家”身上。
eg：活跃于40年代的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王辛笛等，受到有意的冷落而“自动消失”。
eg：活跃于40年代的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王辛笛等，受到有意的冷落而“自动消失”。
这些在文学创作上受到各种限制的作家，在当代往往进入学术研究机构，或担任大学教职。
【“中心作家”边缘化】
一些作家清醒地意识到在文学观念、生活经验、艺术方法上与当代文学规范的距离，或放弃继续写作的努力，或呼应“时代”的感召，期望适应、追赶时势而跨上新的台阶。
50年代前期，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广泛有过自我反省的行为。
例如郭沫若、巴金、老舍等。
50年代前期，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广泛有过自我反省的行为。
例如郭沫若、巴金、老舍等。
【政治、文学运动罹难】
“五四”新文学作家在当代的“流失”，还有一种情形，即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学运动中的罹难者。
例如胡风、路翎、鲁藜等。
例如胡风、路翎、鲁藜等。
五、“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
在50年代中后期，当代已经出现能体现此时期“文学主潮”的作家群，他们成为此时期的中心力量。
根据这一期间权威文学批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各种会议对创作的评述，以及中国作协主持的阶段性文学状况总结，可以确认这个时期“中心作家”的大体范围。
根据这一期间权威文学批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各种会议对创作的评述，以及中国作协主持的阶段性文学状况总结，可以确认这个时期“中心作家”的大体范围。
【主要作家作品】
【小说】柳青《创业史》，赵树理《三里湾》，杜鹏程《保卫延安》等。
【诗歌】郭小川《致青年公民》，贺敬之《雷锋之歌》，李季《玉门诗抄》等。
【散文】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朔《东风第一枝》，刘白羽《红玛瑙集》等。
【话剧】老舍《茶馆》，曹禺《明朗的天》，郭沫若《蔡文姬》等。
【“文化性格”的新特征】
【地区转移】从出身的地域，以及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等的区域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趋势。p31补
【文学创作观】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多数人，认定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
文学被看做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文学被看做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文化素养】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化素养”，也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作家有着不同的侧重。
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
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
【中心作家的政治及社会地位】
作家隶属于某一机构，不存在“自由撰稿”，享受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
文学机构本身建构了政治权力模式的等级，提供各种职务以供分配，作家从政治权力职务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占重要位置。
第3章 矛盾和冲突
一、频繁的批判运动
50年代，政治权力对于文学界矛盾、冲突的绝对控制、支配，和文学“一体化”的目标，使得文学界的矛盾和冲突加剧；而冲突、论争的性质和方法，常演化为当代特有的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持续的批判运动之间也有短暂的间歇，如1952～1953年、1956～1957年等。这些时期会对文学观念和政策有所调整，但最终仍难逃被新的运动所拆毁的命运。
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
【武训】武训原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县武家庄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其“行乞兴学”，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赏，清政府予以嘉奖，封为“义学正”。
【民国时期对于武训的评价】
①北洋政府主持修撰《清史稿》，将武训事迹以“列传”形式编入，开正史为乞丐列传之先例。
②1933年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等人发起了纪念武训诞辰97周年活动，期间，冯玉祥、王世杰等民国军政文化要人纷纷为之题词。
③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武训赞许有加，希望大家效法武训，积极从事普及教育的工作。
【当代对《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
①毛泽东认为电影《武训传》的公映反映了思想文化界严重的思想“混乱”，发动了这一批判运动。这是对作家、知识分子发出的“信号”，要求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以与国家确立的政治方向、思想立场保持一致。
②对其批判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的不同阐释的合法性，二是是否承认文学创作的“修辞”性质和作家的“虚构的权力”。
2．对萧也牧等的创作的批评（1951）
【批评对象】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等。
【批评原因】批评者认为，《我们夫妇之间》“歪曲了嘲弄了工农兵”，“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它正被一些人当作旗帜，用来反对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
3．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的批判（1954～1955）
【主要观点】
1952年，俞平伯将他出版于1923年的著作《红楼梦辨》加以增删、修改，改名《红楼梦研究》出版。
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中对俞平伯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批评。
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中对俞平伯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批评。
①李、蓝的文章主要批判了俞平伯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
②表示要从作品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和深度来探讨《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
③称曹雪芹是现实主义的大师，揭露了封建官僚地主腐朽的阶级本质，揭示了它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
④说明曹雪芹敢于真实反映现实生活，概括现实生活的典型规律，创造出社会悲剧性的结局。
【经过】
①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俞平伯也在被邀请之列。
②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发表《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的谈话，刊登于《光明日报》。
③陆定一表示在关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告一段落后，即可有准备、有计划地逐步展开对于胡适派思想的其他方面的批判，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本质】
李、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解释《红楼梦》，由此毛泽东在这两名青年人身上看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建立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迫切性和可能性，从李、蓝揭示的问题中看到胡适的阴影依然在社会主义时代潜移默化，表示“认清胡适思想的反动性，清除他的影响，是文化界当前的任务”。
4．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5）
【“主观战斗精神”】胡风的理论批评后来被他自己提升为“主观精神论”，即批评家通常说的“主观战斗精神”，但在左翼文化阵线中，胡风的这个观点被看成是反对“客观主义真理”。
《三十万言书》1954年，胡风上呈震惊全国的《三十万言书》，将矛头指向《讲话》以来的文学道路。
【本质】胡风始终将他的问题理解成幻想文艺和学理层面的问题，希望用文艺的逻辑解释《讲话》开创的文艺道路，而实际上，《讲话》的核心观点是文艺的彻底政治化。
5．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
这一运动，连同对胡风等的斗争，是50年代文学界最重要的事件。
在此之后的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还开展了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
6．全领域范围的批判活动（1962）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从1963年开始，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批判运动。
此批判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从1963年开始，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批判运动。
此批判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特点】
【内容】将文学观念、艺术倾向、创作方法上的差别和分歧，上升到在对立的阶级、政治力量冲突的层面处理。
【方式】论辩和批判越来越不顾“学理”的规则，而对立面也失去为自己主张辩护的权利，且多出现对“异端”施予“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手段。
【主导人物】大多数为毛泽东直接发起，或为他所关切和支持，是新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内部）长期存在的，因歧见和派别利益而发生的冲突在“当代”的延续。
二、左翼文学内部矛盾的延续
【原因】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文学界已然存在着复杂矛盾。
政治意识形态和现代政治派别、政党因素的加入，导致矛盾性质和冲突表现形态发生重要变化。
主要矛盾及对立双方
在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政权的作家和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作家的矛盾，这些作家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却都信奉文学服务政治的文学观。
在复杂环境中企图保持“中立”或寻求“第三条道路”，维护艺术的“独立性”的作家与上述两类作家的矛盾。
左翼文学内部因见解和宗派利益而发生的矛盾
其中，自由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可以忽略不计（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左翼文艺界内部的矛盾便上升到主要的地位。
左翼文艺界内部重要争论与冲突
（1）创造社、太阳社的郭沫若、成仿吾、钱杏邨、李初梨等与鲁迅、茅盾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争论。
（2）30年代初，在对待“第三种人”问题上，瞿秋白、周起应（周扬）与冯雪峰等的不同态度。
（3）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论争。
（4）1936年，周扬和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
（5）1938年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后，在文化界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中，胡风等表现了与毛泽东等有异的观点。
（6）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中，对周扬等的鲁艺办学方针的批评，和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的杂文、小说的批评。
（7）40年代中后期，在重庆、香港，围绕“主观”等问题对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批评。
50年代反右派运动结果
在50年代文艺界反右派运动告一段落时，发表了周扬署名、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的长篇总结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构造了一条从20年代后期到50年代的，以左翼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包括“托派分子”王独清，“第三种人”胡风、冯雪峰，延安时期的王实味、丁玲、萧军，以及50年代的秦兆阳、钟惦棐等；他们作为“异己”“反对”派别，被从左翼文艺阵线中清除。
三、对规范的质疑
【文艺界第一次对规则的质疑】胡风
【缘起】
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其追随者的协助下，写成近三十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
以中国传统文人的“上书”方式，“转呈”给中共中央，全面反驳林默涵、何其芳文章的批评，申明他在若干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批评“解放以来”文艺工作上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提出他的建议。
【高潮】
1954年年底，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胡风误以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的批评，是他的“意见书”起了作用，在会议上做了两次措辞激烈的长篇发言。
于是，本来是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斗争、检查《文艺报》“错误”的会议，胡风问题成了焦点。
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这一经毛泽东审阅的发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风的问题单独提出，并做出“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我们必须战斗”的号召。
【结局】
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与胡风的来往信件被作为反革命证据。
胡风于5月18日被拘捕。先后被捕入狱的达几十人。被牵连审查的达两千多人。
最后被确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中，有路翎、阿垅、鲁藜、牛汉、绿原等。
胡风于5月18日被拘捕。先后被捕入狱的达几十人。被牵连审查的达两千多人。
最后被确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中，有路翎、阿垅、鲁藜、牛汉、绿原等。
1954年前后的活动
【文艺界第二次对规则的质疑】
“双百方针”的提出
①1951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成立题词，写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
②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号召全党：“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
③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由此，“双百”方针正式成为科技界、文艺界的指导思想。
对规则的质疑
不满五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现状的作家开始寻求变革，提出“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还对以行政的、粗暴干预的方式“领导文艺工作”提出批评。
这时期，提出重要问题、影响较大的理论文章有：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陈涌《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周勃《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等。
“大鸣大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发了大鸣大放。1957年五六月之间，各种座谈会如期召开，罗大冈、朱光潜等对严重偏向苏联文学的现状表示了不满，甚至通俗文艺家也在鸣不平。
从“双百方针”到“打击右派”
①1957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并要求非党同志帮助共产党整风。
②整风运动随即在全国开展，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整风会议。结果，一大批被认为“不安好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形势急转直下，整风变成了“引蛇出洞”，变成揪出隐藏的反党分子。
③在反右派运动中，许多作家、理论批评家、文学翻译家成为“右派分子”，他们中有：冯雪峰、丁玲、艾青、陈企霞、罗烽、白朗、秦兆阳、萧乾、吴祖光、徐懋庸、姚雪垠等。
【名师点拨】“双百”方针是本章的重点，在高校历年考研真题中出现频率较高，可结合相关真题理解记忆该知识点。
1956-1957文学“百花时代”所进行的革新
四、分歧的性质
左翼内部的不同
“派别”20年代末到70年代，左翼文学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派别”。
（1）以胡风、冯雪峰为代表，包括50年代的秦兆阳等；
（2）以周扬为代表的，包括当代文学界主要领导者邵荃麟、林默涵、何其芳等；
（3）在“文革”前夕形成的，以江青、姚文元为首的派别。
从30年代到50年代前期，在左翼内部，胡风、冯雪峰（也包括丁玲）与周扬等的矛盾占有突出地位。冯雪峰、胡风等被“清洗”之后，周扬等与更具激进立场和姿态的派别的矛盾便占据主要地位。
周扬等与胡风、冯雪峰思想的【共同点】
（1）他们都把自己看做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是“真正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把创建、发展人民文艺（或无产阶级文艺），作为自己的职责。
（2）他们都拥戴毛泽东的《讲话》，都不赞同文学与政治无关（或平行）论，认为文学应该是人民革命斗争、思想启蒙的“武器”，中国的文学运动应是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或“一翼”）。
（3）他们都信奉、提倡“现实主义”，对于中国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他们都持激烈批评的态度。
（4）他们都坚持文学“一体化”的理想，坚持建立文学的“统一规范”的必要。
周扬等与胡风、冯雪峰思想的【不同点】
（1）文学与政治、实践（生活的和艺术的）与观念的关系
①周扬等强调理论、思想观念的重要性，认为对作家而言，“正确的世界观”应置于第一等的重要位置上。
②胡风、冯雪峰也承认思想世界观的重要性，但认为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具有决定意义，他们认为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表现在作家对现实的关系上，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表现出来。
（2）对待现实主义的态度
①周扬等更多接受30年代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做的规定，即文学要“从革命历史发展上”来反映现实，表现革命的“远景”，发挥它的教育作用。
②胡风的“现实主义”则更多承接19世纪法、俄文学的“批判生活”的性质，以及鲁迅所代表的“五四”作家的“思想启蒙”责任。
对胡风等来说，“现实主义”要体现“民族传统”，表现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即“精神奴役的创伤”。
对胡风等来说，“现实主义”要体现“民族传统”，表现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即“精神奴役的创伤”。
（3）创作上主客观的关系
①周扬不断申明毛泽东的“深入生活”的重要，并把“生活”主要理解为“工农兵”的斗争生活。
②胡风等认为文学创作是主客观的融合，如果这种“融合”是出色的，那就一定表现了主体对客体的主动态度，因而作家的热情、创造力绝对不是无关紧要。他强调的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拒绝肤浅的颂歌，反对冷静、“观照”的文学。
（4）对待“当代文学”传统的态度
①在四五十年代之交，左翼作家需要面对20世纪文学的三个“历史事件”：“五四”文学革命，产生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的《讲话》和解放区文学。
②在“五四”与《讲话》的关系上，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虽然也承认《讲话》的指导意义，但并不把其出现看做转折性事件，他们更重视“五四”的新文学传统，并强调它与西欧和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关系。
③周扬等认为《讲话》“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并通过指认“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来达到论证目的。
【名师点拨】本章“左翼文学内部矛盾的延续”和“分歧的性质”可以合并起来复习，重点记忆左翼文学内部分歧的性质，了解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重视。
第4章 隐失的诗人和诗派
一、诗歌道路的选择
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前期，诗歌路向的“选择”表现
为当代新诗确立思想艺术规范
【新诗的产生背景】
当代的“政治抒情诗”在思想艺术方面，强调诗的社会“功能”、以及写作者“立场”和思想情感的性质。
诗服务于政治，诗与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当代诗歌观念的核心。新诗是直接呼应现实政治运动的要求的产物。
【新诗的思想倾向】
在辉煌的古典诗歌面前，新诗一直面临“合法性”的压力，因而50年代初，新诗写作的艺术“资源”与新诗形式问题，是选择诗歌路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否定新诗自身“传统”的思潮已十分明显。
对新诗历史的整理、评价
确立了解放区诗歌和新诗中的“革命诗歌”在新诗史的主流地位。
指出诗歌存在未能真正与群众结合、基本上还是用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和语言来歌唱的缺陷。
30年来的新诗诗人和诗歌流派，被区分为互相对立的两个“阵线”：
【革命传统】郭沫若、蒋光慈、殷夫、臧克家等是新诗的“革命传统”的代表；
【资产阶级】胡适的《尝试集》开始，包括新月派的徐志摩，现代派的戴望舒等，是“和当时革命文学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派别；
【诗歌窄化】在1958年的诗歌道路讨论中进一步“窄化”。被列入“反现实、反人民的诗风”的“逆流”的，增加了以胡风、阿垅为代表的“七月派”。
【名师点拨】须知在40年代后期，“新诗现代化”是诗人的普遍意识。要求诗和现实生活建立更直接的关联，在情感和语言上打破“个人”的狭窄范围，探索表达现代经验的有效的诗歌艺术方式，是诗界的主要潮流。
二、普遍的艺术困境
【原因】
“五四”以来的诗人在进入50年代之后，有相当一部分“老诗人”从诗界消失，
（1）对新诗“传统”的选择使诗歌“主流‘窄化’”，将一批诗人排除在诗界之外。
（2）某些诗人的创作个性、艺术经验，与此时确立的写作规范发生冲突，导致他们陷入创作的困境。
避免困境的诗人
郭沫若
【创作理念】诗对于担任种种国家要职的郭沫若来说，是他社会、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当代诗歌”要以人民为本位，用人民的语言，写人民的意识，人民的情感，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行动。
【创作成就】1958年，为了阐释“百花齐放”的方针，宣扬“大跃进运动”的成绩，他用了10天的时间，写了共101首的组诗《百花齐放》。诗对政治的及时配合，创作过程的“群众路线”，10天百首的“大跃进”速度，十分吻合当时的“时代精神”。
臧克家
【创作理念】他在40年代就表现了急迫地向现实政治迫近的姿态。他认为诗应该反映现实斗争、抒写“革命战士宏声”，形式上应该通俗易懂。
【创作风格】臧克家50年代的诗歌，离开了“激情的快板”“深沉的慢乐章”和“谐谑调”，而进入“欢乐颂”：写作一种热情，但平直、浅白的颂歌。
冯至
【创作理念】50年代初，冯至通过对自己在“旧中国”的创作的反省，来预示诗歌生命新的开端。
【创作风格】冯至谨慎地试图保留40年代形成的艺术方法，即情感的内敛和规范，朴素、具体、简洁的语言形式与深层的哲理凝思的结合。不过，在多数作品中，并没能获得成功。
【主要作品】《西郊集》（1958）和《十年诗抄》（1959）这两个诗集，记录了其对事物默察沉思、并化为意象结晶的艺术品格流失的过程。
何其芳
【创作理念】这一时期何其芳处于复杂的情感状态中，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艺术与政治的冲突产生的内心矛盾、感伤和忧郁，在他看来已经失去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他认为诗歌应与社会相联系，但是他又难以割舍那样的感情个性和表达方式。
【主要作品】五六十年代，他的一些诗歌理论和批评论著，如《关于写诗和读诗》《诗歌欣赏》等，在爱诗的青年中拥有大量读者。
【典型意义】何其芳虽然在思想上认清了诗歌的方向，但在写作上却止步不前，诗歌的想象力也随之委顿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诗人“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矛盾情形。
田间
【创作风格】以六言作为基本句式，在此基础上寻求变化，并广泛运用象征等方法，扩大诗的想象空间。
【创作危机】以现成的政治概念和流行的社会观点，来取代诗人对社会生活和心灵世界的独特感知和发现。
【主要作品】其叙事长诗《赶车传》，提供了从对历史具体性某种程度的感性表达，演化为对政治乌托邦（田间诗中的“乐园”）的理念化阐释的例证。
艾青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艾青唱出了自己献给祖国的颂歌《国旗》。
【创作情况】此后，为了更好地配合新的时代格调，诗人不仅写下了大量反映“新生活”的诗作，广泛地涉及政治斗争、农村生活、土地改革和国际友好往来等题材，而且开始尝试用民歌体写作长篇叙事诗。
【创作危机】1956年，艾青的诗歌创作受到责难。来自文学界高层的批评者，提出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的严重问题。艾青也承认他“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着危机。”他从1950年到1957年，出版了5部诗集，但大都是肤浅的颂歌。
【主要作品】比较而言，《海岬上》是此时期最值得重视的集子，其显示了艾青在艺术个性的修复、重建上所作的努力，显示了他对诗性的敏感和其在处理上的细致。
三、穆旦等诗人的命运
【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
【诗歌主张】既主张诗对现实的迫近，也强调诗的艺术的尊严。
【艺术风格】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用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
【四五十年代的命运】
他们不承认诗歌与政治之间的从属关系、坚持诗歌的独立品格，被看作是批评和抗衡革命文学路线。
他们创作的“现代主义”的倾向，更不可能为当代的文学规范所允许。
在50年代之后，他们中个别诗人虽然也有不多的作品发表，但作为一个有相近追求的群体已不复存在。
在当时出版的多种新文学史著作，和有关“五四”以来的新诗评述文章以及新诗作品选本中，这些诗人未留痕迹，他们被有意忘却，在诗歌史上被“埋没”。
四、“七月派”诗人的遭遇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推出和评价了大量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
【背景】
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收入被称为“七月派”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人有：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
艾青、胡风等诗人，出于非艺术的原因虽未被归入“七月派”诗人群中，但是其作品却更能代表这一流派的早期风格。
由于胡风等一派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在40年代后期已受到有组织地批判，相应地也形成了对这些诗人的压力，50年代后创作明显减少。
【主要成就】
胡风的总题为《时间开始了》的“英雄史诗五部曲”，分为《欢乐颂》《光荣赞》《青春颂》《安魂曲》《胜利颂》。出版不久，即在联系胡风“主观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角度上，受到批评。
阿垅关于诗的见解：《人与诗》《诗与现实》《诗是什么》等论著，因被纳入到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组成部分而遭到完全否定。
第5章 诗歌体式和诗歌事件
一、“写实”倾向和叙事诗潮流
【“写实”倾向的确立】
【写实倾向】“写实”的、叙事倾向的诗，在“五四”新诗诞生时就受到重视，在30年代的左联诗歌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后来成为“解放区诗歌”最重要的潮流。
【“解放区诗歌”存在着多种写作倾向和诗体样式】
①活动于晋察冀的诗人，如某一阶段的田间，如陈辉、邵子南、蔡其矫等，主要接受新诗自由体诗的影响，重视从诗人情感、心理的反应来表现时代和革命。
②生活在陕北、太行山区的一些诗人，更多从民间文化中取得借鉴，在取材上更重视以战争为背景的军队和农民生活的表现，叙事诗成为他们热衷的形式。
【前者】作家的创作路向因出现了转移而受到批评，如田间、蔡其矫。
【后者】创作虽曾在解放区被确立为“方向”和榜样，但这一时期也因表现题材、方法与主流规范不同出现了危机。
【后者】创作虽曾在解放区被确立为“方向”和榜样，但这一时期也因表现题材、方法与主流规范不同出现了危机。
【叙事诗与抒情诗的热潮】
“写实”倾向在五六十年代的诗歌中，一方面表现为40年代“解放区”已经出现的叙事诗热潮，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盛”，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的抒情短诗，都有着人物、场景、事件的框架。
【长篇叙事诗】成绩
①李季、闻捷、张志民等的创作，是当代“写实”诗体的主要代表。
②其他重要作品有田间的《长诗三首》《英雄战歌》《赶车传》，李冰的《赵巧儿》《刘胡兰》，臧克家的《李大钊》等。
③整理少数民族民间诗歌基础上创作的叙事诗有徐嘉瑞、公刘、徐迟、鲁凝分别创作的同名长诗《望夫云》，韦其麟《百鸟衣》，高平《紫丁香》等。
【收集、整理少数民族民间抒情诗和叙事诗成为小热潮】
①发表了一批藏族、维族、蒙族、傣族等的抒情短诗。
②整理了《嘎达梅林》（蒙古族）、《阿诗玛》（彝族）、《阿细的先基》（彝族）、《召树屯》（傣族）、《逃婚调》（傈傈族）等史诗和叙事诗。
③1957年《人民文学》选刊了藏族仓央嘉措的60余首汉译情诗。
李季
李季在50年代被称作“诗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榜样”。
【延安时期】《王贵与李香香》发表于1946年，采用陕北信天游形式以及比兴手法。
【建国后】1952年冬，李季举家到甘肃玉门油矿“落户”，走上以石油工业、油矿劳动者为表现对象的创作道路，因此被称为“石油诗人”。
阮章竞
【《漳河水》】《漳河水》是作者于1949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作品描述太行山区漳河边上三个劳动妇女在新旧社会中婚姻爱情生活的不同遭遇。作品在创造性地吸取民歌民谣的营养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
【解放后的作品】描写内蒙钢铁基地建设和生活变迁的组诗《新塞外行》《乌兰察布》，形式上企图从民歌和唐代边塞诗中寻找境界和语言格式，但没有得到如《漳河水》的好评。
张志民
【解放前】1947年参加农村土改运动，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长篇叙事诗《王九诉苦》和《死不着》，长诗采用民歌体形式，充满了对旧社会的控诉和翻身农民的欣喜之情。
【解放后】仍坚持以民歌体式表现北方农村生活。
《社里的人物》等诗集，以农村口语，组织带有“戏剧”特征的生活细节构造农村田园图景。
1963年出版的诗集《西行剪影》，有对古代诗词的明显模仿。
《社里的人物》等诗集，以农村口语，组织带有“戏剧”特征的生活细节构造农村田园图景。
1963年出版的诗集《西行剪影》，有对古代诗词的明显模仿。
闻捷
【50年代】一些重要诗歌在1956年结集为《天山牧歌》出版。
它们用牧歌的笔调来处理“颂歌”主题，并发挥了闻捷长于抒情格调来“叙事”的艺术才能。
它们用牧歌的笔调来处理“颂歌”主题，并发挥了闻捷长于抒情格调来“叙事”的艺术才能。
【50年代末】发表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用史诗性的笔法展现了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
【作品风格】闻捷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的、首尾呼应的结构，并在对“事件”“细节”的单纯化的提炼中，来增加情感表达的空间。
eg：《苹果树下》《志愿》《猎人》等短诗。
eg：《苹果树下》《志愿》《猎人》等短诗。
这些诗一经发表便受到大众的喜爱，给人以新鲜感觉的景物和生活，呈现出柔和而又清新的抒情风格。
二、青年诗人的艺术道路
【涌现、作品】
青年诗人的涌现是四五十年代诗歌界的奇观。
【作品】邵燕祥的《歌唱北京城》、李瑛的《野战诗集》、韩笑的《血泪的控诉》、公刘的《边地短歌》等。
【作品】邵燕祥的《歌唱北京城》、李瑛的《野战诗集》、韩笑的《血泪的控诉》、公刘的《边地短歌》等。
【创作情况】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折”吸引了一批知识青年从事诗歌创作。
他们认为走向诗与走向革命，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有一种泛政治化的艺术观。
但因为所获取经验的短缺，对表现领域及方式也有一定限制。
他们认为走向诗与走向革命，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有一种泛政治化的艺术观。
但因为所获取经验的短缺，对表现领域及方式也有一定限制。
【“西南边疆诗群”】其中一批青年诗人在80年代曾称为“西南边疆诗群”。
他们的诗表现边疆自然景物和民族风情，并将民间诗歌丰富的比喻和表现方法运用到新诗创作中。
成员有公刘、白桦、顾工、高平、傅仇、周良沛等。
他们的诗表现边疆自然景物和民族风情，并将民间诗歌丰富的比喻和表现方法运用到新诗创作中。
成员有公刘、白桦、顾工、高平、傅仇、周良沛等。
【代表性人物】
公刘
原名刘耿直，1949年10月参加军队到了云南。
公刘在50年代中期发表了描写边疆军人生活的三个组诗，《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西盟的早晨》，获得权威诗人的赞赏。
1957年，他出版了《边地短歌》《神圣的岗位》《黎明的城》和《在北方》四部诗集。细致的感觉，奇丽的想象，清新的语言风格，是这些诗集的特色。
在同期的青年诗人中，他表现了更为突出的建立在情感想象基础上的艺术概括能力，和重视诗的整体构思、重视抒情角度转换的艺术趋向。
同时由现象描述到“哲思升华”的结构，演化为一种“诗体”模式，而被广泛运用。
同时由现象描述到“哲思升华”的结构，演化为一种“诗体”模式，而被广泛运用。
邵燕祥
邵燕祥于40年代后期在北平读中学时，开始发表诗、散文和小说。
【创作情况】
邵燕祥在《到远方去》和《给同志们》这两个诗集中以自由诗的抒情方式，来写沸腾的建设场景，写青春的献身热情。
【远方意象】“远方”在他的诗中不仅是确定的地域，而且是象征性“中心意象”；表达着那个时代的理想激情和纯真梦幻。
在50年代中期“写真实”的文学思潮中，他认为诗也应该有助于扫除“阻碍我们前进的旧社会的残余”，因而写作了《贾桂香》这样的小叙事诗和一些讽刺性作品。
李瑛
【早期创作】李瑛的早期作品主要表现关于“历史转折”的时期意识，运用了更多的现代诗的技巧。
【诗的题材】多与军人的生活、情感有关。
“士兵”不是作为一种职业进入他的创作，而是有关责任、献身精神、崇高品格表达的载体。
“士兵”不是作为一种职业进入他的创作，而是有关责任、献身精神、崇高品格表达的载体。
【创作特点】
他细致的感受力，较丰厚的艺术储备，增强了其诗作的感性色彩和情感层次。
他的短诗，建立了一种单纯、和谐，而又意旨确定、封闭的格局，这是他的美学追求，也是他的社会、人生观念。
70年代出版的《红花满山》《枣林村集》，运用浪漫化的、有新鲜感的意象和起承转合的结构方式来“诗化”那种僵硬的政治命题和单调的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50年代的诗歌事件
50年代，值得关注的诗歌“事件”。
一是1956～1957年的“百花时代”诗歌的变革及其受挫。
二是发生于1958～1959年的“新民歌运动”和新诗道路讨论。
一是1956～1957年的“百花时代”诗歌的变革及其受挫。
二是发生于1958～1959年的“新民歌运动”和新诗道路讨论。
【百花时代】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并在50年代中期出现了小说、诗歌、批评理论的繁荣，但是1957年夏天的反右派运动阻断了这一变革的潮流。
这是继胡风事件之后，当代诗歌界的另一次重大挫折。
这是继胡风事件之后，当代诗歌界的另一次重大挫折。
【新民歌运动】
【概述】
“新民歌运动”是毛泽东创建人民的大众文化的大规模群众性实践，是1958年经济、文化的大跃进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
实践主要在诗歌领域展开，在当时称为“新民歌运动”（或“大跃进民歌运动”）。
实践主要在诗歌领域展开，在当时称为“新民歌运动”（或“大跃进民歌运动”）。
①《人民日报》于1958年4月14日发表《大规模地收集民歌》的社论，指出这一“极有价值的工作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②郭沫若为此发表了《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
③4月26日，周扬主持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歌座谈会，发出“采风大军总动员”。
④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
⑤在此前后，中共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发出相应的“收集民歌”的通知。随后，在全国范围掀起“大规模搜集”民歌和写作“新民歌”的热潮。
【确立为“主流”的内涵】
【主体】“工农大众”将成为写作主体；
【诗歌艺术】民间歌诗谣谚将成为主要的借鉴“资源”；
【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也有可能从书面发表、个人阅读、沙龙式交流，转向公众集体参与的方式。
四、当代的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
【艺术渊源】
【时间】五六十年代之交
【本国】中国新诗中的浪漫风格直接的承继是30年代的“左联”诗歌和抗战期间大量出现的鼓动性作品。
【外国】同时也接受了西方19世纪浪漫派诗人、当代苏联（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遗产。
【艺术特点】
【诗歌作者】政治抒情诗是当代政治与文学特殊关系的产物。
诗作者以“阶级”（或“人民”）的社会集团的代言人身份出现。
诗作者以“阶级”（或“人民”）的社会集团的代言人身份出现。
【思想倾向】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作者关注政治事件、社会运动的热情，和以诗作为“武器”介入现实政治的追求。
【艺术形式】往往表现为观念演绎、展开的结构方式。有关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观点，成为统驭诗的各种因素的纲目。
【诗歌特点】政治抒情诗大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进行渲染、铺陈，也讲求节奏分明、声韵铿锵，以增强政治动员的感染力量。
【创作目的】政治抒情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广场诗歌”。
它的写作目标和相应的艺术形式，是诉诸公众场合的朗诵这种集体性的参与。
它的写作目标和相应的艺术形式，是诉诸公众场合的朗诵这种集体性的参与。
【代表诗人】
贺敬之
【作品类别】
一类是相对而言格局较小，并更多从民歌和古典诗歌取得借鉴的《回延安》《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
另一类则是“鸿篇巨制”，如《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这类作品在当代“政治抒情诗”“体制”的建立上起到重要作用。
一类是相对而言格局较小，并更多从民歌和古典诗歌取得借鉴的《回延安》《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
另一类则是“鸿篇巨制”，如《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这类作品在当代“政治抒情诗”“体制”的建立上起到重要作用。
【缺陷】
贺敬之当代诗歌缺陷的必然根源并不在于其政治性主题、政治视角，问题在于“政治”在他的诗中，和诗人对“政治”的观察、表达的经验，只是局限于经当代政治权力规范的观念、政策、口号，无法获得深化与拓展。
贺敬之当代诗歌缺陷的必然根源并不在于其政治性主题、政治视角，问题在于“政治”在他的诗中，和诗人对“政治”的观察、表达的经验，只是局限于经当代政治权力规范的观念、政策、口号，无法获得深化与拓展。
郭小川
【创作历程】
郭小川在当代的“成名作”是总题为《致青年公民》的一组政治抒情诗。
虽然受到诗界和读者的好评，但郭小川本人很快不满它们的“浮光掠影”“粗制滥造”，而追求创作离开“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语言”，表达“独特”“创见”的作品。
虽然受到诗界和读者的好评，但郭小川本人很快不满它们的“浮光掠影”“粗制滥造”，而追求创作离开“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语言”，表达“独特”“创见”的作品。
1956年至1959年，郭小川创作了一系列以革命战争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
eg：《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一个和八个》，同时还创作了《致大海》《望星空》等抒情诗。
eg：《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一个和八个》，同时还创作了《致大海》《望星空》等抒情诗。
60年代，郭小川很快回到了对现实斗争生活的热烈颂扬，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林区三唱》《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昆仑行》等。
【艺术特色】
【作品倾向】
郭小川的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知识分子与战士之间的情感矛盾与冲突，这影响了在其诗中自我解剖的抒情方式。
他善于选取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题材，以战士的形象代言时代精神，表达革命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斗争的信念。
郭小川的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知识分子与战士之间的情感矛盾与冲突，这影响了在其诗中自我解剖的抒情方式。
他善于选取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题材，以战士的形象代言时代精神，表达革命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斗争的信念。
【思想特点】
郭小川的部分作品中有一种人道主义的，肯定个体精神、情感价值的“设计”。
在处理个人-群体、个体-历史、感性个体-历史本质之间的关系上，在处理个体实现“本质化”的过程中，郭小川承认裂痕、冲突的存在，也承认裂痕、冲突的思想和审美价值。
郭小川的部分作品中有一种人道主义的，肯定个体精神、情感价值的“设计”。
在处理个人-群体、个体-历史、感性个体-历史本质之间的关系上，在处理个体实现“本质化”的过程中，郭小川承认裂痕、冲突的存在，也承认裂痕、冲突的思想和审美价值。
【诗体探索】
郭小川五六十年代在诗体形式方面做过许多试验，对新诗文体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楼梯体”“半格律体”之外，还试图在诗中融入古典诗词、小令的语词、句式、节奏。
在60年代，曾以“半逗律”的方式处理排比、对偶，出现了被称为“现代赋体”的形式。
郭小川五六十年代在诗体形式方面做过许多试验，对新诗文体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楼梯体”“半格律体”之外，还试图在诗中融入古典诗词、小令的语词、句式、节奏。
在60年代，曾以“半逗律”的方式处理排比、对偶，出现了被称为“现代赋体”的形式。
注意郭小川与贺敬之的不同
【名师点拨】“政治抒情诗”是本章的重点内容，考生可结合具体诗人的作品（如贺敬之的《十年颂歌》和郭小川的《致大海》）加深对“政治抒情诗”的理解与记忆。
第6章 小说的题材和形态
一、“现代”小说家的当代境况
【概述】
部分在40年代表现活跃的“现代”小说作家在进入50年代之后，写作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因各种原因或停止创作，或移居境外。
部分在40年代表现活跃的“现代”小说作家在进入50年代之后，写作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因各种原因或停止创作，或移居境外。
茅盾：50年代虽有过撰写长篇的计划，却最终没有试图去实现。
沈从文：文学生涯遇到重大挫折。
张爱玲：1952年离开大陆到香港，后移居美国。
钱钟书：虽然更愿意在小说创作上施展才智，但“时代”留给他的选择只有文学研究的领域。
废名：（冯文炳）作为小说作家，也几被“忘却”。
巴金
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
【三四十年代中长篇小说】
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灭亡》《家》《春》《秋》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雾》《雨》《电》等。
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灭亡》《家》《春》《秋》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雾》《雨》《电》等。
【三四十年代短篇小说集】
《复仇集》（1931）、《光明集》（1932）、《电椅集》（1933）等。
《复仇集》（1931）、《光明集》（1932）、《电椅集》（1933）等。
【50～70年代的创作情况】
朝鲜战争期间，巴金到前线生活了7个月，出版了以此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1959）和《李大海》（1961）。
朝鲜战争期间，巴金到前线生活了7个月，出版了以此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1959）和《李大海》（1961）。
张天翼
相对于张天翼解放前的创作，那个以精练、喜剧式的文字刻画社会各阶层的讽刺小说家已不复存在。
【创作转向儿童文学】
在50年代前期，张天翼发表了《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作品，颇受少年儿童的欢迎。
在50年代前期，张天翼发表了《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作品，颇受少年儿童的欢迎。
在“大跃进”期间，有过撰写知识分子生活道路的长篇的计划，但也只是存在于拟想之中。
艾芜
【三四十年代的创作】
艾芜是最早把西南边疆地区下层社会的风貌带进现代文学创作中来的作家之一。传奇性的故事，绮丽的地方色彩，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
艾芜是最早把西南边疆地区下层社会的风貌带进现代文学创作中来的作家之一。传奇性的故事，绮丽的地方色彩，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
【五十年代的创作】
艾芜1952年到东北的鞍山钢铁厂“体验生活”，写出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和短篇集《夜归》。但对于艾芜，读者记忆最深的应该是30年代的《南行记》。
艾芜1952年到东北的鞍山钢铁厂“体验生活”，写出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和短篇集《夜归》。但对于艾芜，读者记忆最深的应该是30年代的《南行记》。
【《南行记续篇》】
1961年，艾芜重返云南故地写了《南行记续篇》。作品的“主旨”，被纳入“新旧生活对比”这个单一观念的框架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南行记》社会游离者对生活、对生命的发现。
1961年，艾芜重返云南故地写了《南行记续篇》。作品的“主旨”，被纳入“新旧生活对比”这个单一观念的框架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南行记》社会游离者对生活、对生命的发现。
沙汀
【三四十年代的创作】
沙汀的作品主要以四川乡镇为故事背景，采用冷峻、客观、暴露、讽刺手法和含蓄深沉的艺术气质描写现实社会。
沙汀的作品主要以四川乡镇为故事背景，采用冷峻、客观、暴露、讽刺手法和含蓄深沉的艺术气质描写现实社会。
【五六十年代的创作】
沙汀并未完全放弃原先的风格和方法，保持朴素的写实风格，受到跨出的步伐不够大的批评。
1960年发表《你追我赶》，转而追求明朗热烈的基调，作品浮泛和空疏的取向，却为当时的批评界所赞赏。
沙汀并未完全放弃原先的风格和方法，保持朴素的写实风格，受到跨出的步伐不够大的批评。
1960年发表《你追我赶》，转而追求明朗热烈的基调，作品浮泛和空疏的取向，却为当时的批评界所赞赏。
二、题材的分类和等级
【题材决定论】
在“当代”，题材的选取被认为是关系到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真实”程度，关系到“文学方向”的确立的重要因素。
在“当代”，题材的选取被认为是关系到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真实”程度，关系到“文学方向”的确立的重要因素。
“题材”是指作家选取其充分熟悉和了解，并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作为其加工提炼的对象。
“题材”是指可以作为材料的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的某些方面。
在“当代”论及题材，一般是指后一种解释。
五六十年代，作家批评家关于“题材”的看法虽不同，但他们对“题材”本身的理解，以及处理这一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并没有太大差异。
周扬曾表示：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般主题显得渺小且无意义。
何其芳表示：中国的一般文艺作品必然要逐渐改变为以写工农兵及其干部为主，不可能只以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或其他非工农阶级的人物为主角。
【题材的分类和等级】
【题材被严格分类】
作为分类的尺度，有社会生活“空间”上的工业、农业、军队、学校，有时间上的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表现了以社会群体的政治生活（而非“个人日常生活”）作为题材区分的根本性依据。
作为分类的尺度，有社会生活“空间”上的工业、农业、军队、学校，有时间上的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表现了以社会群体的政治生活（而非“个人日常生活”）作为题材区分的根本性依据。
【题材类别被赋予价值等级】
即指认它们之间的优劣、主次、高低的区分。
类别的严格区分，与等级上的清楚排列紧密关联。
“主要题材”（或“重大题材”）
“次要题材”（或“非重大题材”）的概念。
类别的严格区分，与等级上的清楚排列紧密关联。
“主要题材”（或“重大题材”）
“次要题材”（或“非重大题材”）的概念。
当代特有的题材分类
从第一次文代会开始，有了按照社会生活领域和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中心事件，来分别“检阅”小说创作的成绩和问题的批评“成规”。
【革命历史题材】
讲述中共发动、领导的革命的起源，和这一革命经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走向胜利的故事。
代表作品《红岩》。
讲述中共发动、领导的革命的起源，和这一革命经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走向胜利的故事。
代表作品《红岩》。
【农村题材】
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强调表现“现实斗争”，表现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
代表作品《暴风骤雨》。
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强调表现“现实斗争”，表现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
代表作品《暴风骤雨》。
【工业题材】
建国以来表现工业战线、反应工人生活的作品。
代表作品《铁水奔流》。
建国以来表现工业战线、反应工人生活的作品。
代表作品《铁水奔流》。
【军事题材】
以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为题材的作品，着重于刻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英雄伟大和日本侵略者或国民党军队的丑恶与腐朽。
代表作品《林海雪原》。
以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为题材的作品，着重于刻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英雄伟大和日本侵略者或国民党军队的丑恶与腐朽。
代表作品《林海雪原》。
三、当代的小说样式
五六十年代小说的体裁（样式），有重视“两极”的取向。
短篇和长篇的数量、质量都较突出，而中篇小说的成绩却相当有限。
短篇和长篇的数量、质量都较突出，而中篇小说的成绩却相当有限。
短篇小说创作方法的讨论
【概况】从50年代初开始，对短篇小说的特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就持续不断。
【主要观点】
茅盾认为应从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即截取“横断面”来看待短篇的特征。
魏金枝提出“大纽结”与“小纽结”的用以区分中长篇和短篇的概念。
侯金镜则主要从人物性格着眼，认为短篇是剪裁、表现性格横断面和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横断面等等。
其中包含相似点
短篇小说创作讨论的实质
一些更多接受西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经验影响的作家，试图以这种经验，推动中国小说观念、技巧的“现代化”进程。
试图扭转40年代以来，延安文学在小说艺术上更偏重于“民间传统”，重视通俗化和故事性的倾向。
长篇小说重要作品
柳青《铜墙铁壁》、孙犁《风云初记》、
杜鹏程《保卫延安》、赵树理《三里湾》、
高云览《小城春秋》、曲波《林海雪原》等。
杜鹏程《保卫延安》、赵树理《三里湾》、
高云览《小城春秋》、曲波《林海雪原》等。
中篇小说主要作品
《在和平的日子》
作者杜鹏程。小说着力表现革命战争时期的团级干部阎兴和梁建在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铁路建设过程中的英雄业绩。
作者杜鹏程。小说着力表现革命战争时期的团级干部阎兴和梁建在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铁路建设过程中的英雄业绩。
《来访者》
作者方纪。小说讲述了青年知识者康敏夫因无力承受与一位女艺人情感的聚合离散自虐自戕的故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称《来访者》“很明显是干部文学，是为知识分子写的而不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
作者方纪。小说讲述了青年知识者康敏夫因无力承受与一位女艺人情感的聚合离散自虐自戕的故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称《来访者》“很明显是干部文学，是为知识分子写的而不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
《水滴石穿》
作者康濯。小说以作者熟悉的河北、山西交界地带的农村为背景，围绕中年妇女申玉枝在恋爱、婚姻、入党问题上所遇到的重重阻力，描写了人们像滴水穿石一样不断克服封建意识残余，与某些蜕化变质现象进行的斗争。
作者康濯。小说以作者熟悉的河北、山西交界地带的农村为背景，围绕中年妇女申玉枝在恋爱、婚姻、入党问题上所遇到的重重阻力，描写了人们像滴水穿石一样不断克服封建意识残余，与某些蜕化变质现象进行的斗争。
四、类型单一化趋向
【原因】
以市民为主要阅读对象的通俗小说，以及表现“都市市民日常生活”的作品，其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失去了生长的根基。
揭露、批判，或幽默、嘲讽性质的作品，其价值、地位一直含糊不清。
讽刺、幽默的小说，此时也不能有继续的推进。
左翼的创作观念影响进一步放大和绝对化，形成了设计对立人物冲突的“戏剧化”小说的模式，并对其他形态的小说构成挤压。
【要求】
小说要体现对“最积极”的生活现象（英雄人物、先进事迹）的正面评价。
小说要写矛盾斗争，写重大社会问题、事件，并在波澜起伏的矛盾斗争中塑造“典型人物”。
侧重表现心理活动、尤其是复杂心理矛盾的作品被认为是不健康的。
在作品风格上，冷静的、“观照式”的“写实”风格不被认可，热烈、宏大的叙事被大加以提倡。
【克服单一化的努力】
【茹志鹃与《百合花》】
茹志鹃曾用笔名阿如、初旭。其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代表作品为《百合花》。
茹志鹃曾用笔名阿如、初旭。其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代表作品为《百合花》。
【关于茹志鹃小说的讨论】
讨论得出“不能因为反对把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物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对英雄人物概念的狭隘理解，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结果。
讨论得出“不能因为反对把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物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对英雄人物概念的狭隘理解，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结果。
【名师点拨】
记忆本章内容时需注意勿将长、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家作品混淆，尤其是知名作品，
长篇小说中杜鹏程的《保卫延安》
中篇小说中孙犁的《铁木前传》
短篇小说中茹志鹃的《百合花》
记忆本章内容时需注意勿将长、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家作品混淆，尤其是知名作品，
长篇小说中杜鹏程的《保卫延安》
中篇小说中孙犁的《铁木前传》
短篇小说中茹志鹃的《百合花》
单一化的趋向是针对五四时期小说出现多种艺术形态而言
第7章 农村题材小说
一、农村小说的当代形态
【概况】
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
【中国革命主体】【文学队伍】
中国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想象从土地革命这里展开，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是农民文化。
中国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想象从土地革命这里展开，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是农民文化。
【精神起源】
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从延安解放区发展而来这一事实，不仅使它有了一个革命文学的队伍，更重要的是它找到了自己的精神起源，即扎根于农村大地。
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从延安解放区发展而来这一事实，不仅使它有了一个革命文学的队伍，更重要的是它找到了自己的精神起源，即扎根于农村大地。
【题材特点】
【强调表现“现实斗争”】
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事件、运动。
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事件、运动。
【作家视野】
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的补充和佐证。
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的补充和佐证。
【作家思想】
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
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
【主要作家】
【南方农村作家】
周立波、沙汀、刘澍德、谢璞、陈残云等。
周立波、沙汀、刘澍德、谢璞、陈残云等。
【山西作家】
赵树理、马烽等。
赵树理、马烽等。
【陕西作家】
柳青、王汶石等。
柳青、王汶石等。
【李准的小说创作】
李准（1928～2000），蒙古族，本姓木华梨，后简化成李，原名李铁生，河南洛阳人。
《不能走那条路》
【主要内容】小说描写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民转变观念和立场的故事。宋老定作为一个翻身农民，却时刻想着发家致富，他起早贪黑，目的是把家搞得像过去的富农那样。后来他意识到“不能走那条路”，从而放弃了过去发家致富的梦想。
【评价】小说发表于农村合作化运动开始时，非常及时地反映了农村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说明了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
其他创作
《李双双小传》描写一个农村妇女在大跃进中如何积极踊跃“办食堂”，通过妇女的崭新精神面貌来歌颂大跃进。
【周立波的小说创作】
周立波，原名周绍义，字凤翔，又名周奉悟。湖南益阳人。主要著作有《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山乡巨变》等。
《暴风骤雨》
《暴风骤雨》是周立波的代表作，也是“土改文学”的代表作。因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一起，在50年代初被苏联授予“斯大林文艺奖”而享有很高的声誉。
【主要内容】整部小说以广阔的画卷反映了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全面进程，描写了以赵玉林为代表的极端贫困的农民的阶级仇恨与斗争精神，展开了阶级斗争的描写。小说最早书写了公审大会的经典性场面。
人物形象
【郭全海】作者笔下的理想农民形象，小说把他塑造为有理想有抱负且品质高贵的人物。
【韩老六】以韩老六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则被当做历史的败类、注定要灭亡的形象加以表现。
【老孙头】老孙头等农民身上有缺点，带点江湖气，但是仍然属于积极的农民形象。
艺术特点
【结构、叙事、语言】小说结构恢宏，叙事富有气势，语言简洁明快。
【场景描写】小说描写场景富有戏剧性，可看出受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
【人物描写】小说涉及到的人物过多，导致第二部分显得有些凌乱，这与小说试图通过郭全海这样的理想化的农民形象来展开故事情节有关。
【叙事】小说的叙述经验在中国革命文学中还属首创，虽然明显受到苏俄文学的影响。
《山乡巨变》
【创作背景】这部作品描写的时代背景是1955至1956年间，当时正值邓子恢要收缩农业合作社，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时政治的需要，反映合作化运动给农村带来的新生机。
【主要内容】《山乡巨变》以集体化是农村小生产者的“必由之路”为主旨。
艺术特点
【内容】作家通过特定地域的乡村日常生活来展开这一“规格化”的主题和情节方式。
【作者态度】作家对于体现在不同阶层农民身上的“道路”分歧、冲突，持一种较为宽厚、同情的态度。
【语言特色】作品中有一种略带幽默、风趣的叙述语调，并在生活美感的价值上，来表现乡村的人情风俗、自然风光。
【方言俗语】作品中适度的方言俗语的使用，为这部小说增加了地域色彩。
【人物画廊】
1.苦干无私的农村基层干部，邓秀梅、李月辉；
2.坚定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刘雨生、盛淑君；
3.“两条道路”徘徊，盛佑亭；
4.进行破坏的阶级敌人，龚子元。
1.苦干无私的农村基层干部，邓秀梅、李月辉；
2.坚定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刘雨生、盛淑君；
3.“两条道路”徘徊，盛佑亭；
4.进行破坏的阶级敌人，龚子元。
二、赵树理和山西作家
“山药蛋派”
【建立】
①1956年7月，周扬到山西明确提出有意识地发展有特色的文学流派的主张。
②1956年10月，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创刊，评论赵树理等的创作是该刊的经常性工作。
③1958年5月，《文艺报》和《火花》在山西联合召开座谈会，总结山西作家的创作经验。
④评论界曾使用“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称谓此“流派”。
⑤这一“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
【特征】
【地域】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当地乡村的民情风俗影响了他们小说的构成。
【写作】主张作家在生活中“不作旁观者”，写作内容直接反映农村实际工作。
【风格】体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的“写实”风格。
【叙事】重视故事性和语言的通俗。
【艺术】更多借鉴来自古典小说、说书、民间故事、地方戏曲的传统。
马烽
【概况】马烽于战争年代在晋绥边区报纸、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1945年，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
《吕梁英雄传》
《吕梁英雄传》以吕梁山区的一个普通山村康家寨为叙事切入点，讲述了康家寨村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精彩故事。
《吕梁英雄传》以吕梁山区的一个普通山村康家寨为叙事切入点，讲述了康家寨村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精彩故事。
西戎
【概况】
西戎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后一个集子中的作品（《灯芯绒》《赖大嫂》《丰产记》），写于1961年以后，风格转向朴实。
西戎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后一个集子中的作品（《灯芯绒》《赖大嫂》《丰产记》），写于1961年以后，风格转向朴实。
《赖大嫂》
60年代，《赖大嫂》开始为批评家所援引，来支持他们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和人物多样化的论点，后来则成为“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论”的“标本”受到重点批判。
60年代，《赖大嫂》开始为批评家所援引，来支持他们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和人物多样化的论点，后来则成为“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论”的“标本”受到重点批判。
赵树理
【简介】赵树理，原名赵树礼，曾用笔名野小、吴戴等，山西沁水人。
创作概况
赵树理于1943年发表成名作《小二黑结婚》。
中篇《李有才板话》被誉为“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
长篇《李家庄的变迁》，短篇《“锻炼锻炼”》等。
中篇《李有才板话》被誉为“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
长篇《李家庄的变迁》，短篇《“锻炼锻炼”》等。
赵树理的创作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描写农民，而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
代表作品
《小二黑结婚》
1943年9月，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在解放区迅速传播，在国统区也引起强烈反响。
小说讲述了解放区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争取婚姻自由，克服封建阻力，最终成就良缘的故事。
小说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使人们看到了民族风格的真实体现。
1943年9月，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在解放区迅速传播，在国统区也引起强烈反响。
小说讲述了解放区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争取婚姻自由，克服封建阻力，最终成就良缘的故事。
小说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使人们看到了民族风格的真实体现。
《李有才板话》
作品再次显示了赵树理小说的那种朴实明白、流畅生动的风格。
作品再次显示了赵树理小说的那种朴实明白、流畅生动的风格。
《登记》
小说讲述两对农村青年登记结婚遇到波折，最终在新婚姻法颁布后获得成功的故事，揭示了包办婚姻给中国女人带来的世代冤屈。
小说讲述两对农村青年登记结婚遇到波折，最终在新婚姻法颁布后获得成功的故事，揭示了包办婚姻给中国女人带来的世代冤屈。
《三里湾》
小说是建国后第一部反映合作化运动的作品，通过秋收、扩社、整社、开渠等事件，描写了合作社在波折中顽强前进的历程。|
作品人物刻画生动形象：老中农马多寿设想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村长范登高利用职权谋私利，支部书记王金生支部书记王金生被塑造成优秀的共产党员形象。
小说是建国后第一部反映合作化运动的作品，通过秋收、扩社、整社、开渠等事件，描写了合作社在波折中顽强前进的历程。|
作品人物刻画生动形象：老中农马多寿设想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村长范登高利用职权谋私利，支部书记王金生支部书记王金生被塑造成优秀的共产党员形象。
【创作变化】50～60年代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变化
【小说观念】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
【表现冲突和波痕】自然地表现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
【风格变化】与40年代的创作相比，赵树理此时期的小说，特别是60年代的短篇显得“迟缓、拘束、严密、慎重”。
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
回到现代作家经常触及的“永恒与流变”的主题上。
【名师点拨】重点掌握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群体的文学创作，此部分内容经常以简答、论述形式出现。需重点阅读相关代表作品，在深入分析文本的基础上，掌握这一派别作家的创作特色与文学建树。
三、赵树理的“评价史”
40年代：“赵树理方向”和经典化
最早而且系统地评述赵树理小说并给予很高评价的是周扬发表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
1947年8月，在“解放区”的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
在此前后，“解放区”的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收入周扬、茅盾、郭沫若等人的文章。
1949～1951年出版的带有总结与前瞻性的两套大型文学丛书中，赵树理的创作入选展示“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曹禺等一并被称为中国现代的“语言艺术大师”。
50年代：犹豫和质疑
《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提出。
批评家提出了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的问题。
50年代后期，质疑开始深化，赵树理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中国作协整风中受到批判。
60年代：“重新发掘”和大连会议
60年代初，政治、经济、文化的“浪漫主义”开始退潮，赵树理的“价值”被提倡人物多样化和“现实主义深化”者所重新发掘。
1962年夏天，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邵荃麟等认为要为赵树理翻案，称“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新时期：重评赵树理
“文革”后的文学“新时期”，出现文学史秩序重建和“经典”重评的热潮。
随着中国“左翼文学”地位的下降，赵树理也淡出人们的视线。
随着中国“左翼文学”地位的下降，赵树理也淡出人们的视线。
在90年代对“新时期”现代性视野的反省中，赵树理的重要性又被发现。
一些研究者致力于阐释赵树理文学独特的现代性内涵，他的文学经验得到一些人的重新重视。
一些研究者致力于阐释赵树理文学独特的现代性内涵，他的文学经验得到一些人的重新重视。
【名师点拨】赵树理及其创作与评价是本章的重点内容，需阅读他的主要作品，将文本内容与具体的客观环境相结合，以发展的眼光来理解和评价赵树理的文学创作。
四、柳青的《创业史》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集《地雷》，中篇小说《狠透铁》，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
短篇小说集《地雷》，中篇小说《狠透铁》，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
【《创业史》的主要内容】
《创业史》是一部全面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小说深入地描写了梁生宝父子在旧时代生存创业的艰辛与惨败，通过与他们在新时代的生活的对比，来说明只有共产党创建的新社会才会给贫苦农民指明一条生路。
揭示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表明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创业史》是一部全面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小说深入地描写了梁生宝父子在旧时代生存创业的艰辛与惨败，通过与他们在新时代的生活的对比，来说明只有共产党创建的新社会才会给贫苦农民指明一条生路。
揭示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表明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人物塑造
【梁生宝】
梁生宝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来塑造。
他身上汇集了中国传统农民的所有美德，也概括了新时代农民成长的全部进步因素。
将梁生宝的塑造看做是《创业史》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是当时批评界的相当一致的认识。
梁生宝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来塑造。
他身上汇集了中国传统农民的所有美德，也概括了新时代农民成长的全部进步因素。
将梁生宝的塑造看做是《创业史》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是当时批评界的相当一致的认识。
【梁三老汉】
梁三老汉是勤劳耿直而又被旧有习惯支配的老一代农民。在当时，梁三老汉的形象被作为“中间人物”来理解。
梁三老汉是勤劳耿直而又被旧有习惯支配的老一代农民。在当时，梁三老汉的形象被作为“中间人物”来理解。
关于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讨论
①邵荃麟评价《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成功，认为梁三老汉是很高的典型人物。
②严家炎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他立论的根据一是美学的标准；二是题材的价值问题。
艺术成就
【叙述视角】以开阔的视野突出显示了现实主义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p102
【人物描写】
人物行为描写的生动性与心理刻画的细致性。
小说在人物行为描写方面精炼而准确，显得很有生活的质感。
人物行为描写的生动性与心理刻画的细致性。
小说在人物行为描写方面精炼而准确，显得很有生活的质感。
【叙事结构】在叙事上显示了一种丰富性的力量，到现在为止，柳青的《创业史》依然代表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
第8章 对历史的叙述
一、革命历史小说
【概述】在50至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
因此“历史”具有“既定”的性质，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
即讲述的是中共发动、领导的“革命”的起源，和这一“革命”经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走向胜利的故事。
因此“历史”具有“既定”的性质，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
即讲述的是中共发动、领导的“革命”的起源，和这一“革命”经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走向胜利的故事。
主要作品
【长篇】p106有时间
《腹地》（王林）、《战斗到明天》（白刃）、《铜墙铁壁》（柳青）、《风云初记》（孙犁）、《保卫延安》（杜鹏程）、《铁道游击队》（知侠）、《小城春秋》（高云览）、《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红旗谱》（梁斌）、《青春之歌》（杨沫）、《战斗的青春》（雪克）、《烈火金刚》（刘流）、《敌后武工队》（冯志）、《苦菜花》（冯德英）、《三家巷》（欧阳山）、《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等。
《腹地》（王林）、《战斗到明天》（白刃）、《铜墙铁壁》（柳青）、《风云初记》（孙犁）、《保卫延安》（杜鹏程）、《铁道游击队》（知侠）、《小城春秋》（高云览）、《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红旗谱》（梁斌）、《青春之歌》（杨沫）、《战斗的青春》（雪克）、《烈火金刚》（刘流）、《敌后武工队》（冯志）、《苦菜花》（冯德英）、《三家巷》（欧阳山）、《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等。
【短篇】
《山地回忆》（孙犁）、《百合花》（茹志鹃）、《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三月雪》（萧平）、《英雄的乐章》（刘真）、《万妞》（菡子）等。
《山地回忆》（孙犁）、《百合花》（茹志鹃）、《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三月雪》（萧平）、《英雄的乐章》（刘真）、《万妞》（菡子）等。
【作者特征】“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所讲述的事件、情境的“亲历者”。
【原因】
能够用文字的“亲历者”自然愿意回顾这段光荣的“历史”
这一写作不仅是作者个体经验的表达，还是对“革命”的“经典化”进程的参与
革命历史题材的意义
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新的政权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既定叙述的合法化。
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思想的意识形态规范。
二、“史诗性”的追求
表现
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
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
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
英雄“典型”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
【主要情节】
小说以某部一连连长周大勇为主要人物形象，描写一大批解放军指战员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取得全面胜利的故事。
小说以某部一连连长周大勇为主要人物形象，描写一大批解放军指战员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取得全面胜利的故事。
艺术特点
①情节跌宕起伏，紧张而富有戏剧性。
②在紧急的战争氛围中刻画人物形象。
③对暴力的纪实性呈现。
④将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作为艺术形象加以正面刻画，这在此前的中国现代小说中并不多见。
⑤局限性：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和缺乏变化的叙事方法，使作品无法注意具体战争场面之外的生活情景。
吴强的《红日》
【概述】吴强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红日》《堡垒》（上部），散文集《心潮集》等。
【主要内容】
小说描写我军与国民党王牌主力74师多次激战的经过。我军在国民党主力74师的第二次进攻之下，被迫退出了涟水县城，主力团团长兼政委阵亡，但我军士气依然高昂，以勇敢与智慧战胜了强大而装备精良的敌人，使敌74师师长张灵甫一败涂地，全军覆灭。
小说描写我军与国民党王牌主力74师多次激战的经过。我军在国民党主力74师的第二次进攻之下，被迫退出了涟水县城，主力团团长兼政委阵亡，但我军士气依然高昂，以勇敢与智慧战胜了强大而装备精良的敌人，使敌74师师长张灵甫一败涂地，全军覆灭。
艺术特点
①与《保卫延安》相比，小说表现的战争生活范围比较开阔；把军队和百姓、前线和后方、指战员的战争行为与日常生活加以联结的“横向拓展”的艺术构思。
②在人物创造上，作家意识到人物性格“丰富性”的重要，在维护性格“阶级特征”的前提下，加重了思想情感、心理活动的笔墨。
③在坚持“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对立结构的基础上，小说对“反面形象”（张灵甫等）尽可能避免漫画化刻画。
梁斌的《红旗谱》
【概述】
梁斌，原名梁维周，1933年加入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写杂文、散文和小说。1948年秋天，梁斌随军南下，历任湖北省襄樊地委宣传部长、《湖北日报》社长等职。
梁斌，原名梁维周，1933年加入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写杂文、散文和小说。1948年秋天，梁斌随军南下，历任湖北省襄樊地委宣传部长、《湖北日报》社长等职。
【主要内容】
叙述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背景下，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与斗争，以“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为中心事件，展示了当时农村和城市中阶级斗争与革命运动的整体过程。
叙述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背景下，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与斗争，以“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为中心事件，展示了当时农村和城市中阶级斗争与革命运动的整体过程。
作品评价
①胡苏评价《红旗谱》以令人信服的真实的艺术形象，描述了党和劳动人民直可追溯至远祖的血缘谱系。
②邵荃麟评价此小说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民生活与斗争。
艺术特点
①作家寻找阶级斗争观念、主题和乡村风俗、传统文本的联结。
②对地区的民间语言的运用，加强了小说表现生活的历史连续性，缓和了观念、主题阐释上的坚硬、紧张的程度。
三、《红岩》的写作方式
【概述】
《红岩》的署名作者是罗广斌、杨益言。
他们是书中事件的亲历者，后凭借记忆进行加工想象，形成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
后在相关组织和人物的指导下，前后历时约十年，最终以小说形式出版。
《红岩》的署名作者是罗广斌、杨益言。
他们是书中事件的亲历者，后凭借记忆进行加工想象，形成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
后在相关组织和人物的指导下，前后历时约十年，最终以小说形式出版。
【主要内容】
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1948至1949年解放前夕的重庆，国民党反动派以最后的疯狂穷凶极恶地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共产党人在监狱中经受着种种非人的磨难，却坚强不屈，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
小说写的是黎明前的黑暗，是革命历史在历史化的文学叙事中最为悲怆与壮丽的篇章。
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1948至1949年解放前夕的重庆，国民党反动派以最后的疯狂穷凶极恶地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共产党人在监狱中经受着种种非人的磨难，却坚强不屈，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
小说写的是黎明前的黑暗，是革命历史在历史化的文学叙事中最为悲怆与壮丽的篇章。
创作影响
《红岩》约十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
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在后来的“文革”期间，则几乎成为重要作品的主要生产方式。
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在后来的“文革”期间，则几乎成为重要作品的主要生产方式。
创作特点
创作动机充分政治化。
作者从权威论著、从更掌握意识形态含义的其他人处，获取对原始材料的提炼、加工的依据。
放弃“个人”的不适宜的体验，而代之以新的理解和艺术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
艺术特点
人物的英雄化
许云峰成熟稳健，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形下都冷静沉着。
成岗威武不屈的形象，影响了中国几代青少年的成长。
江姐是《红岩》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中国女性革命家的理想化典型形象。
【信仰的绝对化】
英雄人物具有如此坚强的意志，原因在于他们抱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英雄人物具有如此坚强的意志，原因在于他们抱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情节的传奇化】
《红岩》之所以大受欢迎，一是因为它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得到全面推动，同时也因为它具备艺术创作上的特点
《红岩》之所以大受欢迎，一是因为它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得到全面推动，同时也因为它具备艺术创作上的特点
情节曲折惊险
小说场景奇异
对酷刑暴力有全面展示
四、革命的“另类”记忆
峻青的小说创作
代表作有《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党员登记表》等
作品特点
小说着力渲染战争年代生活环境的险恶、残酷。
在情节上，作者为人物布置接连不断的严峻境遇的磨难，以突出英雄在酷刑、死亡面前的“超人”意志和力量。
在情节上，作者为人物布置接连不断的严峻境遇的磨难，以突出英雄在酷刑、死亡面前的“超人”意志和力量。
作品充满“浪漫主义”的素质，使其在“浪漫主义”高涨的年代得到追捧，但在“落潮”的时候却成为奚落对象。
王愿坚的小说创作
写作清晰、简练；从某种意义上讲，王愿坚的短篇更接近于“故事”的形态。
《党费》《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三人行》等讲述30年代初“苏区”斗争和红军长征的故事。
40年代的军队生活，以及50年代参加《星火燎原》等“革命回忆录”丛书的组稿、编辑工作，帮助他掌握“革命历史”叙事的原则和方式。
孙犁和《铁木前传》
孙犁在延安发表《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被誉为“荷花淀派”创始人。
解放后，出版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评》。
孙犁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创作结集为《白洋淀纪事》，最负盛名。
解放后，出版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评》。
孙犁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创作结集为《白洋淀纪事》，最负盛名。
【《铁木前传》主要内容】
讲述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随着生活地位的变化而发生的情感变化的故事。
他们早年曾经患难与共，互相支持。
黎老东走向富裕后，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裂痕。
此作品真正的价值在于写出新社会到来之际，旧有的乡村人伦关系面临深刻冲击的状况。
讲述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随着生活地位的变化而发生的情感变化的故事。
他们早年曾经患难与共，互相支持。
黎老东走向富裕后，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裂痕。
此作品真正的价值在于写出新社会到来之际，旧有的乡村人伦关系面临深刻冲击的状况。
小说的艺术特点
“战争”“革命”的意义在孙犁的小说中被表现为给存在于民间的生活信心、淳朴人性提供一种充分展示的“典型环境”。
在发生革命和战争的冀中乡村的背景下，孙犁以情感化的想象来创造“极致”的生命形式和人际关系。
孙犁小说在结构行文上近于散文，并不追求故事性，艺术重心是表现流贯于生活过程间的情绪和气质，但又不耽溺于感伤。
茹志鹃
茹志娟五六十年代的短篇，收在《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两个集子中。这些作品的取材，
一类是50年代上海里弄及近郊农村的生活，如《如愿》《春暖时节》《里程》《静静的产院》等；
另一类是写40年代的战争生活如《关大妈》《澄河边上》《三走严庄》。
一类是50年代上海里弄及近郊农村的生活，如《如愿》《春暖时节》《里程》《静静的产院》等；
另一类是写40年代的战争生活如《关大妈》《澄河边上》《三走严庄》。
最负盛名的是发表于1958年的《百合花》。
作品注重构思和剪裁，故事发展与人物刻画的密切结合，结构的细致严密且富于节奏感，通篇一气贯穿、首尾灵活的前后呼应的手法，以及规范性主题的成功表达，使其大获好评。
作品注重构思和剪裁，故事发展与人物刻画的密切结合，结构的细致严密且富于节奏感，通篇一气贯穿、首尾灵活的前后呼应的手法，以及规范性主题的成功表达，使其大获好评。
其他作家作品
50年代，以抒情性叙述方式来表现革命历史的短篇，还有刘真的《核桃的秘密》《我和小荣》《长长的流水》，以及萧平的《三月雪》等。
女作家刘真的《英雄的乐章》与她个人的生活、感情经历有关。女性叙述者以伤感、怀念的语调，讲述她和阵亡的八路军指挥员的爱情，以及他的英雄业绩。
五、《青春之歌》及其讨论
《青春之歌》描写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成长史”。在当代，类似长篇还有高云览的《小城春秋》。
在表现“城市地下工作”的作品中，《青春之歌》和它被称为“一北一南，互相辉映”，但就两部作品在“当代”的影响而言，《小城春秋》无法和《青春之歌》相提并论。
在表现“城市地下工作”的作品中，《青春之歌》和它被称为“一北一南，互相辉映”，但就两部作品在“当代”的影响而言，《小城春秋》无法和《青春之歌》相提并论。
【作者简介】
杨沫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
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抗战爆发后到冀中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做妇女、宣传工作。
1943年起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的编辑、副刊主编。
1958年杨沫出版《青春之歌》产生了广泛影响。
其作品还有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等。
杨沫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
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抗战爆发后到冀中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做妇女、宣传工作。
1943年起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的编辑、副刊主编。
1958年杨沫出版《青春之歌》产生了广泛影响。
其作品还有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等。
《青春之歌》
【主要内容】
杨沫的这部长篇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可以看到以作者30年代
的生活作为写作素材的明显根据。除个别章节外，全书以主人公林道静的经历作为描述的线索：抗拒养母为她安排的做官太太的道路，逃离家庭；在北戴河展遭挫折对前景绝望的时刻，得到余永泽的救助；当时的抗日烽火和学生运动的感召，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人的阶级启蒙教育：认识到余永泽的平唐、自私。在政治道路上出现分站而与之决裂；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
杨沫的这部长篇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可以看到以作者30年代
的生活作为写作素材的明显根据。除个别章节外，全书以主人公林道静的经历作为描述的线索：抗拒养母为她安排的做官太太的道路，逃离家庭；在北戴河展遭挫折对前景绝望的时刻，得到余永泽的救助；当时的抗日烽火和学生运动的感召，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人的阶级启蒙教育：认识到余永泽的平唐、自私。在政治道路上出现分站而与之决裂；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
【对“知识分子”人物的处理】
小说在否定戴愉、余永泽、白莉萍等的选择的同时，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达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
小说在否定戴愉、余永泽、白莉萍等的选择的同时，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达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
评价与修改
在知识分子通过改造以获得“本质”成为严重问题的五六十年代，《青春之歌》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出路的叙事，正是这部事实上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获得肯定的原因。
小说出版一年后，《中国青年》和《文艺报》刊登了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认为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
《青春之歌》的批评者，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要表现“阶级本质”，对“历史本质”的表现必须“完美”；他们以这一眼光，看到小说的表达与“本质”的“纯粹”“彻底”之间的距离。
1960年的修改本中，杨沫改动、删削了那些林道静在“接受了革命教育以后”仍然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增加表现林道静在深泽县与工农结合的八章，和参加、领导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
【名师点拨】《青春之歌》是本章的重点，对其叙事策略、人物形象和话语关系的理解记忆，有助于应对历史革命叙事作品方面的考题。
姚雪垠的《李自成》
【概述】
《李自成》虽然不能称为“革命历史小说”，但其写作观念和叙事方式与上面论及的革命历史小说又有某些相似之处。
《李自成》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解剖”封建社会，参与了对现代历史本质的揭示。
《李自成》虽然不能称为“革命历史小说”，但其写作观念和叙事方式与上面论及的革命历史小说又有某些相似之处。
《李自成》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解剖”封建社会，参与了对现代历史本质的揭示。
艺术特征
小说人物众多，结构宏大。写出明清之际的“历史百科全书式”的长篇的企望，使小说呈现“全景式”的展开方式。
小说特别注意表现这个时期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表现复杂矛盾的社会阶级根源。
小说重视表现复杂矛盾的社会阶级根源，而在处理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时，把农民起义军与封建王朝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
评价
《李自成》1、2卷曾得到较高评价，后几卷批评界反应比较冷谈。
80年代以后，批评界对这部小说的褒贬发生过争论。主要的批评意见是小说的构思和描写过于“现代化”：姚雪垠对于李自成、高夫人等形象和对起义军的描写，明显地是以20世纪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民武装作为参照。
第9章 当代的“通俗小说”
一、被压抑的小说
【通俗小说的定义】
通俗小说在20世纪中国小说界，与“纯文学”或“严肃文学”意义的那类小说并存，属于近现代都市的文化产物，具有消遣、娱乐的“消费性”。
通俗小说在20世纪中国小说界，与“纯文学”或“严肃文学”意义的那类小说并存，属于近现代都市的文化产物，具有消遣、娱乐的“消费性”。
通俗小说在30～40年代的命运
被新文学作家排除在“新文学史”的写作之外。
作为一种文学事实，通俗小说的写作和阅读仍在继续。
“雅”“俗”的两条小说路线，在其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互相渗透、吸收、转化等复杂的状况。
通俗小说在50～70年代的境遇
50年代之后，“通俗小说”基本上受到拒斥的对待。
“通俗小说”取材、艺术形式具有难以取代的特征，存在广泛的读者群。
在50年代中期的文学“百花时代”，张恨水等“通俗文艺家”为他们及其作品的现实处境，为他们的文学史地位做了辩护和争取。
50年代文学界对张恨水等的“通俗小说”，作了有保留的重新肯定。
50年代，北京等地专事出版通俗文艺作品的出版社（通俗文艺出版社、宝文堂书店、上海文化出版社等），很少再出版新创作的“通俗小说”。
总体来说，“通俗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在“当代”基本处于“断裂”“消亡”的境地。
二、寻求新的替代
赵树理等作者的宣讲式小说与张恨水等的“通俗小说”虽属不同流派，但同重视通俗性，对传统、民间形式的继承和改造，采用“旧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运用接近日常用语的叙述语言，具有很强的行动性、故事性和传奇色彩。
知侠与《铁道游击队》
【简介】知侠原名刘兆麟，在模范大会上结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被他们的战斗事迹所感动，决定把这些英雄事迹写成文学作品。
《铁道游击队》的艺术特点
通俗生动
广泛吸取中国传统文学叙事方法
采用“极端效果”的美学表达方式
冯志与《敌后武工队》
【简介】冯志原名冯禄祥，个人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中篇小说《保定外围神八路》，短篇文章《表里的生物》等。
《敌后武工队》反映燕赵儿女深入敌后，浴血奋战的真实故事。
刘流与《烈火金刚》
【简介】刘流原名刘其庚，著有长篇小说《烈火金钢》、长篇评书《红芽》等。
《烈火金刚》的艺术特点
采用章回体的评书形式。
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
在故事构成上，将若干回目组织成一个故事的“大段子”，在段子与段子之间“挽上扣子”，以增强悬念感。
李英儒与《野火春风斗古城》
【简介】李英儒，河北保定市清宛县人，战争年代曾创作出许多短篇小说。
《野火春风斗古城》
【主要内容】《野火春风斗古城》描写团政委杨晓冬深入敌后，在华北日伪军的指挥中心保定展开内线斗争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
艺术特点
传奇色彩和神秘感
地域空间感的变化
书卷气的共产党人形象
感情描写的细腻
曲波与《林海雪原》
【简介】曲波，山东省黄县人，抗战时期，他在山东地区作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转战东北战场。
《林海雪原》
【主要内容】
《林海雪原》讲述1946年冬天，牡丹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打垮后，残存的敌人藏匿于深山老林，对人民群众和新生的政权进行凶残的报复。
为了有效打击敌人，我军派出了一支由团参谋长少剑波、侦察英雄杨子荣等三十多人组成的小分队，深入山中侦察作战。
结果，小分队深入到匪首座山雕的老巢，里应外合，全歼敌人。
《林海雪原》讲述1946年冬天，牡丹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打垮后，残存的敌人藏匿于深山老林，对人民群众和新生的政权进行凶残的报复。
为了有效打击敌人，我军派出了一支由团参谋长少剑波、侦察英雄杨子荣等三十多人组成的小分队，深入山中侦察作战。
结果，小分队深入到匪首座山雕的老巢，里应外合，全歼敌人。
艺术上的独创性
艺术方法方面具有“民族特色”
夸张、神奇化赋予的故事、人物的“传奇性”
叙事虽服从“当代”整体的历史哲学的框架，但小说在对既往的“绿林传奇”的“收编和征服”中，“绿林传奇”的那套话语仍具有魅力
评价
五六十年代的批评家虽然注意到“传奇小说”的“类型”特征，却不愿意确立这类小说的“叙事成规”的批评尺度
权威批评家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这类小说的“价值”
批评家也指出这类小说的“弱点”：“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人物的性格有些单薄、不成熟”
批评家对书中“如此强烈”的“传奇色彩”会“多少有些掩盖了它的根本思想内容”表示忧虑
【名师点拨】以上问题的提出，既指向作品的某种欠缺，也反映“当代”文学界在是否应允、认可这一小说类型上暴露的尴尬和矛盾。
三、“都市小说”与工业题材小说
都市小说的受挫和断裂
三四十年代对于近代中国都市经验的表达，主要由生活在上海的一些作者来承担。
一是30年代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的“新感觉派”小说
二是40年代张爱玲、苏青等的写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作品。这些小说，有时被称为“海派”小说。
在另外的场合，有研究者则使用“市民小说”“都市小说”的名称。
“海派”小说在三四十年代受到“左翼”文学界的批评。
进入50年代以后，失去存在的合法性。
进入50年代以后，失去存在的合法性。
【文化价值观】在文化价值观上，近代都市被看做是“罪恶的渊薮”。
【都市文化特性】
都市文化（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娱乐的“腐蚀性”特征。
值此情形，作为现代的一种文学现象，表现都市生活经验的“都市小说”必然受挫和断裂。
都市文化（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娱乐的“腐蚀性”特征。
值此情形，作为现代的一种文学现象，表现都市生活经验的“都市小说”必然受挫和断裂。
当代的“都市文学”创作
创作概况
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城市有其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也有急迫需要表现的对象，即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以及发生于工厂、矿山、建设工地的矛盾斗争。
这一文学题材被严格限定为“工业题材”创作。
虽然受到重视和强调，“当代”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总体上乏善可陈。
主要作品
十七年工业题材的小说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铁水奔流》（周立波）、《五月的矿山》（萧军）、《百炼成钢》（艾芜）等。
另外有杜鹏程、陆文夫、胡万春、唐克新、万国儒、费礼文等的中短篇小说。
周立波的《铁水奔流》
小说在人物刻画上需注意的方面：周立波在《铁水奔流》中塑造李大贵这一形象时，将其处理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并未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
萧军与《五月的矿山》
萧军，原名刘鸿霖，他与萧红是“东北作家群”的著名代表。
萧军被下放到抚顺矿务局去体验生活后，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反映矿工生活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
萧军被下放到抚顺矿务局去体验生活后，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反映矿工生活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
艾芜与《百炼成钢》
《百炼成钢》是艾芜1952年到东北鞍山“深入生活”的成果。
成功因素
首先得益于作家确立的“炼钢又炼人”的主题
情节的丰富和人物性格的展示使这部作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展示的生活面较为开阔
《百炼成钢》的模式和局限性
模式之一是“书记重政治，厂长重生产”的冲突模式
模式之二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干部群众大觉悟”
草明的《乘风破浪》
草明长时期地致力于描写工人生活。
创作成就
恢宏气势和全景性观照。
描写生动具体，构成50年代中后期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日常生活的生动写照。
塑造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企业家形象。
《乘风破浪》创造的当代工业小说模式
《乘风破浪》几乎集纳了同类小说中各种情节模式和基本冲突：
【主要情节模式】
劳动竞赛模式、技术革新模式、争创高产模式；到60年代又加进了阶级斗争模式。
劳动竞赛模式、技术革新模式、争创高产模式；到60年代又加进了阶级斗争模式。
【基本冲突】
群众路线和官僚主义的冲突、革新精神和保守主义的冲突、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和本位主义的冲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业路线的冲突。
群众路线和官僚主义的冲突、革新精神和保守主义的冲突、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和本位主义的冲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业路线的冲突。
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上海的早晨》是当代中国文学中第一部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多卷本长篇小说。
艺术成就
（1）展示了丰富而广阔的社会历史。
（2）采用了多线并行，交错发展的方法。
（3）小说生动地写出了在历史潮流冲击下，人物内心激起的巨大波澜。
（4）通过资产阶级圈内的社交活动描绘了资本家形象。
其他工业题材作品
杜鹏程的中篇《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延安人》《工地之夜》《第一天》等。
“工业题材”小说中，较突出的还有陆文夫的短篇。
他在60年代创作了《葛师傅》《介绍》《二遇周泰》等小说。
他在60年代创作了《葛师傅》《介绍》《二遇周泰》等小说。
四、《三家巷》及其评价
作家作品介绍
【作家】欧阳山40年代的作品有长篇《高干大》，60年代初的一些短篇，由于题材的新颖和写法的特别而受到注意。
这个时间他最重要的创作，是总题为“一代风流”的五卷本长篇《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
这个时间他最重要的创作，是总题为“一代风流”的五卷本长篇《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
【作品】主要描写“一个叫周炳的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半生经历”。
这部作品以20年代的广州为背景，将个人的成长道路、家族的兴衰沉浮和历史的风云变幻融为一体，通过与广州直接有关的“省港大罢工”（包括这期间发生的“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广州起义等重大事件，表现了20年代的工人运动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以及第一次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的全过程，描绘出中国革命初期既轰轰烈烈又错综复杂的时代画卷。
这部作品以20年代的广州为背景，将个人的成长道路、家族的兴衰沉浮和历史的风云变幻融为一体，通过与广州直接有关的“省港大罢工”（包括这期间发生的“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广州起义等重大事件，表现了20年代的工人运动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以及第一次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的全过程，描绘出中国革命初期既轰轰烈烈又错综复杂的时代画卷。
艺术特点
《三家巷》的叙事是从《子夜》模式发展而来的，书中每个人物都是某种阶级的典型。
小说是对革命前源的叙说，但选择了对重大的历史事变的侧面描述的角度，侧重日常生活情景和亲友、恋人之间纠葛的描述等。
作者通过这种方式切入历史，反映革命运动，别出心裁地塑造了一个远离斗争漩涡、并不具备革命者成长要素的“典型环境”——三家巷，作为当时广州社会甚至20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
作者通过这种方式切入历史，反映革命运动，别出心裁地塑造了一个远离斗争漩涡、并不具备革命者成长要素的“典型环境”——三家巷，作为当时广州社会甚至20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
（3）小说精心编织出一个以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社会关系为主的人物关系网，通过周、陈、何三家以及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表现革命运动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并通过革命运动的深化使各种阶级力量分化，打破了阶级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维定式。
（4）在人物创造上，创作出了周炳、区桃、陈文雄、陈文婷等性格复杂的人物。
评价
对《三家巷》的评价涉及“革命小说”与旧“言情小说”的关系问题。
从晚清到现代，“革命”与“恋爱”已经是小说的基本模式之一。
50年代以后，由于“革命”的崇高和“纯洁”化特征的强化，现代“言情小说”受到的摒弃，作者创作也更加谨慎。
从晚清到现代，“革命”与“恋爱”已经是小说的基本模式之一。
50年代以后，由于“革命”的崇高和“纯洁”化特征的强化，现代“言情小说”受到的摒弃，作者创作也更加谨慎。
欧阳山在创作“革命加恋爱”的人物关系和情节类型时，传统“才子佳人”言情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语言格调，在他的小说中又多有泄露。
由此当时的一些批评者，把《三家巷》《苦斗》的这种表现，看做是对陈旧的美学情调和气息的不健康迷恋。
由此当时的一些批评者，把《三家巷》《苦斗》的这种表现，看做是对陈旧的美学情调和气息的不健康迷恋。
【名师点拨】对《三家巷》的评价，还应注意：作品因侧重日常生活情景和亲友、恋人之间纠葛的描述，在当时小说的批评者看来，是以生活风俗画冲淡了革命气氛，粉饰了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
第10章 在主流之外
一、“非主流文学”
概念
“非主流文学”是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是个“历史的”概念，它所描述的范围和性质，不能离开当时文学“规范”的状况来抽象认定。
“非主流文学”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处于受压制的地位。
有的作品发表后受到批判，有的则没能获得“正式”发表的机会，而在一定范围的读者间，以各种方式流传。
有的作品发表后受到批判，有的则没能获得“正式”发表的机会，而在一定范围的读者间，以各种方式流传。
“非主流”的“异质”文学的出现，在50到70年代，呈现为“阶段性”的状况。
它们或产生于文学“规范”的要求有所放松，对“规范”发生多样性理解的时期，或产生于文学控制虽十分严厉，社会却存在某种个人写作、“发表”的空间的特殊历史年代。
它们或产生于文学“规范”的要求有所放松，对“规范”发生多样性理解的时期，或产生于文学控制虽十分严厉，社会却存在某种个人写作、“发表”的空间的特殊历史年代。
境况与性质
从4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大陆文学界，被称为“自由主义文学”的派别已失去他们的位置。
借鉴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所作的“先锋性”探索，也被视为非法。
在左翼文学成为惟一文学事实的情况下，文学的“非主流”现象，表现为相当集中的性质。
对于阐释既定观念的文学写作方向的怀疑，对于保护和重建质疑和批判现实的“启蒙意识”，和在解释、想象世界上的人道主义，是大多数情况下“非主流文学”的思想、艺术特征。
【名师点拨】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统一性是50到70年代文学的总体面貌，对本时期的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用了“非主流”一语来表示，需注意不同时代的区分。
二、最初的“异端”
50年代初，陆续有一些作品受到批评。
主要有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碧野《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战斗到明天》，胡风《时间开始了》，卞之琳《天安门的四重奏》，以及路翎的话剧、短篇等。
主要有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碧野《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战斗到明天》，胡风《时间开始了》，卞之琳《天安门的四重奏》，以及路翎的话剧、短篇等。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
小说写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李克与工农出身的张同志，结婚后融洽而幸福，被当做“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典型”；待到战争结束进入城市之后，思想感情裂痕出现并加深。后来矛盾终获解决，夫妻之间的感情又恢复如初。
但作品很快受到批判，成为了50年代初文学界的重要事件之一。
这反映“当代文学”对待城市日常生活表现和“市民趣味”的高度警惕性，也反映了“延安文学”在进入城市后面对的考验，透露了这一文学的“保卫者”紧张、脆弱的畸形心态。
这反映“当代文学”对待城市日常生活表现和“市民趣味”的高度警惕性，也反映了“延安文学”在进入城市后面对的考验，透露了这一文学的“保卫者”紧张、脆弱的畸形心态。
路翎《洼地上的“战役”》
路翎被看做是“胡风集团”的中坚成员，他的创作表现了某些“异端”因素。因而，50年代初报刊便陆续有批评文章，如对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批判。
【小说内容】
《洼地上的“战役”》写朝鲜房东的女儿金圣姬，对给他们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产生了微妙而又纯洁的爱情。
王应洪记取班长的话，知道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严酷的战斗任务面前，这种爱情是断不能容许的。
他和侦察班到敌阵的前沿去捉“活舌头”，发现金圣姬在给自己洗的衣服里放进了一条绣有两人名字的手帕。
他抓获了敌人的军官，但是俘虏的狂叫引来了敌军凶猛的反扑。
为了掩护战友转移，他和班长机智地与敌军周旋在洼地丛林中，最后鲜血染红了那条绣花手帕。
《洼地上的“战役”》写朝鲜房东的女儿金圣姬，对给他们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产生了微妙而又纯洁的爱情。
王应洪记取班长的话，知道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严酷的战斗任务面前，这种爱情是断不能容许的。
他和侦察班到敌阵的前沿去捉“活舌头”，发现金圣姬在给自己洗的衣服里放进了一条绣有两人名字的手帕。
他抓获了敌人的军官，但是俘虏的狂叫引来了敌军凶猛的反扑。
为了掩护战友转移，他和班长机智地与敌军周旋在洼地丛林中，最后鲜血染红了那条绣花手帕。
【艺术特色】
小说表达了对个体生命关切的温情，暗示战争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和可能出现的“悲剧”，但他却拒绝把他的小说与“悲剧”这一词语联系在一起，这正是路翎小说中所存在的矛盾性因素。
小说表达了对个体生命关切的温情，暗示战争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和可能出现的“悲剧”，但他却拒绝把他的小说与“悲剧”这一词语联系在一起，这正是路翎小说中所存在的矛盾性因素。
批评
①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
②这篇作品实际上在某些读者的心灵深处也形成了一个战役，在那里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并且使后者抬起头来
③还没有彻底抛弃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
三、“百花文学”
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文学界出现了动摇、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乎当时苏联文学界“解冻”的现象。
“百花文学”的特征
这一时期的创作多为短篇。这是因为提倡“百花”方针前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从时间、作家精神、艺术准备上，都尚不足以将这种调整融注进规模较大的作品中。
作者主要是在40、50年代之交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者，他们有更多理想主义的朝气，并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
①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
②要求文学向“艺术”的回归，清理加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累。
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点。
“百花文学”的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芦花放白的时候》（李准）、《红豆》（宗璞）、《小巷深处》（陆文夫），
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
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在内部批判，未公开发表）、《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
话剧《同甘共苦》（岳野）和此时相当繁荣的讽刺性杂文等。
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
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在内部批判，未公开发表）、《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
话剧《同甘共苦》（岳野）和此时相当繁荣的讽刺性杂文等。
刘宾雁和王蒙
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以及其后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及续篇，因“尖锐地提出了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他“干预生活”的作品，不仅针对现实状况提出问题，而且表达了对于前景不能确定的忧虑，和他们的“英雄”孤立无援的“悲剧”。
宗璞
短篇《红豆》属于20世纪现当代文学中革命与爱情的传统主题。
小说通过个人的生活道路与“历史”的抉择，来表现正确的人生方向。
但作者在涉及当事人的爱情经历时，或多或少地离开了“批判”的立场，而同情了那种感情纠葛，因此遭到了批评。
小说通过个人的生活道路与“历史”的抉择，来表现正确的人生方向。
但作者在涉及当事人的爱情经历时，或多或少地离开了“批判”的立场，而同情了那种感情纠葛，因此遭到了批评。
【小说内容】
作品通过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讲述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故事。
作品通过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讲述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故事。
艺术特色
在人物塑造上，摆脱了公式化的影响和概念化的俗套，大胆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的内心变化
诗意化的意境和散文化的笔法，形成了作品独有的艺术风格
倒叙手法的巧妙运用
温馨浪漫的情调、浓郁含蓄的人情味、温情脉脉的“感伤美”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文人韵味
【文学意义】
《红豆》以较小的篇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人生矛盾，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
《红豆》以较小的篇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人生矛盾，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
作品的评定
上述作家的创作，在1957年夏天“反右派运动”开展之后受到批判。
它们被批评家看做是有内在关联的整体，称为“一股创作上的逆流”。
二十多年后，时势逆转，这些“毒草”在变化了的政治、文学环境中，转而成了“重放的鲜花”。
它们被批评家看做是有内在关联的整体，称为“一股创作上的逆流”。
二十多年后，时势逆转，这些“毒草”在变化了的政治、文学环境中，转而成了“重放的鲜花”。
四、象征性的叙述
象征性叙述（“影射性”的叙述）的产生
60年代初，国家被迫实行全面的“退却”式的“调整”，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控制也有所放松。
在这种情势下，文学多样化的要求被重新提出。这次创作上的“试验”，主要由一些“老作家”承担。
他们中有陈翔鹤、孟超、田汉、冯至，以及在文学写作上“敲边鼓”的历史学家吴晗、邓拓、廖沫沙等。
在这种情势下，文学多样化的要求被重新提出。这次创作上的“试验”，主要由一些“老作家”承担。
他们中有陈翔鹤、孟超、田汉、冯至，以及在文学写作上“敲边鼓”的历史学家吴晗、邓拓、廖沫沙等。
由于年龄、阅历、知识结构、职业特点诸种因素，又可能是有了50年代中期的前车之鉴，和当时文学界对“历史题材”创作的提倡，这些作家的创作，大都从历史故事、传说等取材，来融入作家的现实评价。
这种创作现象从一种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象征性的，或“影射性”的叙述。
这种创作现象从一种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象征性的，或“影射性”的叙述。
邓拓
邓拓曾建立“燕山夜话”的随笔、杂感专栏，并同吴晗、廖沫沙一起，以“吴南星”的共用笔名，在《前线》上开辟“三家村札记”的专栏。
这些杂感、随笔，常从古代正史、稗史、文人别集、笔记或历史传说、故事中撷取材料，加以阐发引申来议论现实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文化艺术、学术研究、社会风尚等范围广泛的现象、问题。
这些杂感、随笔，常从古代正史、稗史、文人别集、笔记或历史传说、故事中撷取材料，加以阐发引申来议论现实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文化艺术、学术研究、社会风尚等范围广泛的现象、问题。
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重要作品
陈翔鹤的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
黄秋耘的短篇《杜子美还乡》《鲁亮侪摘印》
冯至的短篇《白发生黑丝》
田汉的《谢瑶环》
孟超的昆曲《李慧娘》
吴晗的《海瑞罢官》等
正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黄秋耘的短篇《杜子美还乡》《鲁亮侪摘印》
冯至的短篇《白发生黑丝》
田汉的《谢瑶环》
孟超的昆曲《李慧娘》
吴晗的《海瑞罢官》等
正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影射作品”的特点
小说、戏剧作品中常流露出传统文人的忧国忧民的情绪
批判者主要攻击这些作品“微言暗讽，影射现实”
写作历史剧、历史小说的作家的意图是借“历史”以评说现实
五、位置的置换
作品
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一大批在此之前受到肯定、推荐的当代作品，此时却成了批判对象，被置于“非主流”的位置上。
如《保卫延安》《刘志丹》和赵树理的小说，及《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山乡巨变》《三家巷》《上海的早晨》等长篇小说。
如《保卫延安》《刘志丹》和赵树理的小说，及《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山乡巨变》《三家巷》《上海的早晨》等长篇小说。
原因
政治和文艺的“革命”是不断的，向着未来的更为“纯粹”的目标行进。
革命每前进一步，斗争目标都发生变化，关于未来的景观亦随之移易，根据未来对历史的整理和叙写也面临调整。
基于以上逻辑，“革命”与“反动”“进步”与“倒退”“香花”与“毒草”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了移位。
第11章 散 文
一、当代的散文概念
散文的狭义和广义概念
【狭义】即“抒情性散文”，其特征相近于“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提出的“美文”。
【广义】除狭义概念之外，还包括“叙事性”的、具有文学意味的通讯、报告（报告文学、特写），也包括以议论为主的文艺性短论，即杂文、杂感。有时，文学性的回忆录、人物传记，写实性的史传文学，也会被列入散文的范围之内。
散文概念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演变
散文概念的变化牵连到两个方面
一是散文指涉的对象,另一是散文中各种样式、成分的关系。
变化的趋向，则与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学观念的状况有关。
一是散文指涉的对象,另一是散文中各种样式、成分的关系。
变化的趋向，则与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学观念的状况有关。
鲁迅最早作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的论断时，散文指的是“美文”，或后来所说的“抒情散文”“艺术散文”。
在30年代，议论性为主的“杂文”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为散文中的“主流”。
抗战开始后的几年中，艺术地“报告”事实的通讯、报告，在散文领域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
散文的演化趋势，是从显示个人性情，向着议论现实、“报告”政治、社会公共生活事态的方向发展。
纪实性散文创作的兴盛
50年代初，纪实性的通讯、报告、特写，在散文创作中占有绝对的分量。
当时通讯、报告的取材，一是大规模的建设景象，另一是朝鲜战争。
当时通讯、报告的取材，一是大规模的建设景象，另一是朝鲜战争。
【以大规模的建设景象为题材】
靳以写佛子岭水库工地的劳动，柳青、秦兆阳有关50年代农村合作化的特写。
靳以写佛子岭水库工地的劳动，柳青、秦兆阳有关50年代农村合作化的特写。
【以朝鲜战争为题材】
在描写朝鲜战争的通讯报告中，魏巍的创作最为著名。
其作品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名结集出版。
作品真挚的情感，对“典型情景”的选择与提炼，和以抒情性议论来提升事件意义的方法，是作品获得众多读者的原因。
在描写朝鲜战争的通讯报告中，魏巍的创作最为著名。
其作品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名结集出版。
作品真挚的情感，对“典型情景”的选择与提炼，和以抒情性议论来提升事件意义的方法，是作品获得众多读者的原因。
二、散文的“复兴”
“百花时期”的散文复兴
在50年代中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时间里，文学写作题材、风格限制有所减弱，有利于作家个体精神和创造力的施展。
因而，在1956年和次年的一段时间，散文出现了最初的“复兴”现象。
因而，在1956年和次年的一段时间，散文出现了最初的“复兴”现象。
中国作协的1956年度作品选本，散文不再与特写同处，而将“散文小品”与“特写”分开。
这一时期的作品有
老舍的《养花》，丰子恺的《南颖访问记》《庐山面目》，
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方令孺的《在山阴道上》，
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秦牧的《社稷坛抒情》，
杨朔的《香山红叶》，魏巍的《我的老师》，
端木蕻良的《传说》，川岛的《记重印游仙窟》等。
老舍的《养花》，丰子恺的《南颖访问记》《庐山面目》，
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方令孺的《在山阴道上》，
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秦牧的《社稷坛抒情》，
杨朔的《香山红叶》，魏巍的《我的老师》，
端木蕻良的《传说》，川岛的《记重印游仙窟》等。
这些作品，表现了作家回到个人性情、个人生活体验上的努力，并增强了个性化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不过，由于“百花时代”在时间上的短暂，散文的问题并未引起更多的重视、探讨。到了1957年下半年，“复兴”的进程便遭遇挫折。
60年代初的散文复兴
主要过程
1961年1月起，《人民日报》开辟了“笔谈散文”的专栏，发表了老舍的《散文重要》和李健吾的《竹简精神》等文章。《文艺报》《文汇报》等多种报刊，刊发了提倡、议论散文创作的文章。
当时文学界进行的“调整”，其中心点是调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题材、风格上提倡有限度的多样化。
作为更直接展现作家的性情和文体意识的散文，在这一时期受到重视。
作为更直接展现作家的性情和文体意识的散文，在这一时期受到重视。
由于文学界的重视，也由于创作取得的收获，以至于1961年被有的人称为“散文年”。
主要成绩
“散文作家”成为实体性的概念，形成了以此为“专业”的作家群。
当时被称为“散文作家”的有杨朔、刘白羽、袁鹰、秦牧等。老作家如巴金、冰心、吴伯箫、曹靖华，以及吴晗、邓拓、翦伯赞等学者，也都在这一领域有所贡献。
当时被称为“散文作家”的有杨朔、刘白羽、袁鹰、秦牧等。老作家如巴金、冰心、吴伯箫、曹靖华，以及吴晗、邓拓、翦伯赞等学者，也都在这一领域有所贡献。
报刊发表了一批相当有创作水准的作品，一批有影响的散文集也在此时出现。
这个时期的散文写作取材有了进一步拓展。
艺术特点
普遍重视从我国古典散文和“五四”散文小品的艺术经验取得借鉴。
散文家对“古典”，对“传统”的理解，这个时间大致集中于“情景交融”，“意境”营造，以及谋篇布局上的曲折有致，语言在传神达意的锤炼等方面。
散文家对“古典”，对“传统”的理解，这个时间大致集中于“情景交融”，“意境”营造，以及谋篇布局上的曲折有致，语言在传神达意的锤炼等方面。
作家在情感、观念上仍难以有超越意识形态规范的可能。
固定格式的写作倾向的蔓延，便是必然的后果。
散文在这一时期普遍的“诗化”追求和技巧上的经营、雕琢，是以“精致化”来掩盖精神创造上苍白的缺陷。
固定格式的写作倾向的蔓延，便是必然的后果。
散文在这一时期普遍的“诗化”追求和技巧上的经营、雕琢，是以“精致化”来掩盖精神创造上苍白的缺陷。
三、主要散文作家
杨朔
杨朔从发表《香山红叶》起开始转入散文创作。
《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等，都被认为是当代散文名篇。
《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等，都被认为是当代散文名篇。
特点
杨朔追求散文的“诗意”，在谋篇布局、锤词炼字以及“诗的意境”的营造上都十分用心，因此他的散文语言优美，描写精细，感受具体。
强调抒情性，强调诗画结合的叙述方式。优美的刻画以及油然而生的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有一种清新俊逸的韵味。
注重“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的思维和感情方式，运用“象征化”手法，将“个人性”特征的取材与古典散文建立起联系。
80年代中期以后，杨朔散文日渐显现出“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的结构模式，转而为人们所诟病。
【名师点拨】杨朔散文比较重要的特点为：
通过寄寓或从中发现日常事物和日常生活的宏大意义来彰显其抒写价值。
通过寄寓或从中发现日常事物和日常生活的宏大意义来彰显其抒写价值。
刘白羽
包括《日出》《灯火》《长江三日》《樱花漫记》等的《红玛瑙集》是刘白羽60年代初最具特色的散文作品集。
作者自己认为，它们连同稍后发表的《平明小札》，是“对新的美的探索的结果”。
作者自己认为，它们连同稍后发表的《平明小札》，是“对新的美的探索的结果”。
刘白羽的散文具有气势磅礴、雄健洒脱的特点。
他经常采用现实生活场景和战争年代记忆相交织的构思摸式，最主要是要宣泄激越的感情。
他经常采用现实生活场景和战争年代记忆相交织的构思摸式，最主要是要宣泄激越的感情。
秦牧
秦牧著有散文集《星下集》《贝壳集》《花城》《潮汐和船》，文艺随笔《艺海拾贝》。
秦牧的散文语言平实，讲究理趣，表现了重视“知识性”的特点。
在语言、叙述方式上，可见到杂感与随笔的调合。
秦牧的散文语言平实，讲究理趣，表现了重视“知识性”的特点。
在语言、叙述方式上，可见到杂感与随笔的调合。
秦牧的文章用历史记载、见闻、传说等材料支撑清晰的观念框架和论证的逻辑线索，同时融入情感，使材料组织显示出联想的丰富和从容。
代表作如《古战场春晓》《社稷坛抒情》《土地》《花城》等。
代表作如《古战场春晓》《社稷坛抒情》《土地》《花城》等。
曹靖华
曹靖华的散文集《花》大都是对旧日生活的回忆文字，如记叙他与鲁迅交往的《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雪雾迷蒙访书画》《智慧花开烂如锦》等。
另外，他有记叙在云南、广西、福建旅行见闻的《点苍山下金花娇》《洱海一枝春》等。
另外，他有记叙在云南、广西、福建旅行见闻的《点苍山下金花娇》《洱海一枝春》等。
吴伯箫
吴伯箫的早期作品收在《羽书》中。
60年代的作品如《记一辆纺车》《窑洞风景》《菜园小记》《歌声》等，都是有关40年代初延安生活的记忆。
60年代初由于经济、政治生活出现的困难，对战争年代精神传统的发掘，是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战略措施，吴伯箫也汇入了这一记忆“发掘”的热潮之中。
60年代的作品如《记一辆纺车》《窑洞风景》《菜园小记》《歌声》等，都是有关40年代初延安生活的记忆。
60年代初由于经济、政治生活出现的困难，对战争年代精神传统的发掘，是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战略措施，吴伯箫也汇入了这一记忆“发掘”的热潮之中。
柯蓝和郭风
柯蓝出版有散文诗集《早霞短笛》。
郭风五六十年代的散文集有《叶笛集》《山溪和海岛》等。
他们短小的诗化散文，多取材于家乡福建的山水民情，讲究意象、情调、语感的有机结合。
郭风五六十年代的散文集有《叶笛集》《山溪和海岛》等。
他们短小的诗化散文，多取材于家乡福建的山水民情，讲究意象、情调、语感的有机结合。
四、杂文的命运
因为鲁迅等作家的写作，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成为一种不能忽略的文学样式，也成为作家用来表现其“社会承担”的重要手段。
而面对“现实”、尤其是“延安”和“新中国”的现实的“看法”，永远是个敏感的政治立场问题。
因此，进入50年代之后，这种与作家的批判精神相联系的文体，其存在和发展便面临与在延安同样性质的难题。
而面对“现实”、尤其是“延安”和“新中国”的现实的“看法”，永远是个敏感的政治立场问题。
因此，进入50年代之后，这种与作家的批判精神相联系的文体，其存在和发展便面临与在延安同样性质的难题。
1956～1957年的杂文复兴
1956～1957年间，文学界提出发展各种文艺形式和风格，允许对社会生活的“黑暗面”进行揭露和批评，杂文的写作问题又一次引起关注。
茅盾、夏衍、巴金、叶圣陶、舒芜、秦似、蓝翎、邵燕祥等，都加入到杂文的写作行列。
茅盾、夏衍、巴金、叶圣陶、舒芜、秦似、蓝翎、邵燕祥等，都加入到杂文的写作行列。
这一期间的作品有
夏衍的《“废名论”存疑》，巴人《论人情》《况钟的笔》，
叶圣陶的《老爷说的准没错》，严秀的《九斤老太论》，
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秦似的《比大和比小》等。
夏衍的《“废名论”存疑》，巴人《论人情》《况钟的笔》，
叶圣陶的《老爷说的准没错》，严秀的《九斤老太论》，
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秦似的《比大和比小》等。
徐懋庸在杂文的振兴上，出力最多。
他仿照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小品文的新危机》一文。
文章列举妨碍杂文写作的七大矛盾，而引起了有关杂文在当代命运的讨论。
在这次讨论中，“如何用杂文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歌颂和揭露”“如何看待和运用讽刺”等，是问题的关键。
他仿照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小品文的新危机》一文。
文章列举妨碍杂文写作的七大矛盾，而引起了有关杂文在当代命运的讨论。
在这次讨论中，“如何用杂文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歌颂和揭露”“如何看待和运用讽刺”等，是问题的关键。
1961～1962年杂文的活跃
1962年5月，《人民日报》在副刊版开辟“长短录”专栏。
期间，邓拓的《燕山夜话》和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也先后在其他报刊刊出。
期间，邓拓的《燕山夜话》和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也先后在其他报刊刊出。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呈现了“谈心、引导式”的叙述风格，注重历史知识，具有曲折展开、温和节制的态度和语调。
邓拓（也包括吴晗、廖沫沙）的杂文，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思想态度和文体风格：
在宽容、中庸的形态中，来寄托他们对现实生活缺陷的敏感、关切，容纳他们对于现代教条、对于僵化思想秩序的质疑，从而也塑造了叙述者正直的思想品格。
在宽容、中庸的形态中，来寄托他们对现实生活缺陷的敏感、关切，容纳他们对于现代教条、对于僵化思想秩序的质疑，从而也塑造了叙述者正直的思想品格。
【名师点拨】
“吴南星”是邓拓、吴晗和廖沫沙共用的笔名，取吴晗的“吴”、邓拓笔名“马南邨”的“南”和廖沫沙笔名“繁星”的“星”组成。
三人轮流执笔，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
“吴南星”是邓拓、吴晗和廖沫沙共用的笔名，取吴晗的“吴”、邓拓笔名“马南邨”的“南”和廖沫沙笔名“繁星”的“星”组成。
三人轮流执笔，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
五、回忆录和史传文学
【概述】
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在50年代受到特别提倡，它们与“革命历史小说”一起，成为以具象手段，来确立现代中国历史的权威叙述。
在民众之中，其影响甚至超出“正史”。
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有着虚构小说难以替代的直接性，其参与者也不局限于文学界。
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在50年代受到特别提倡，它们与“革命历史小说”一起，成为以具象手段，来确立现代中国历史的权威叙述。
在民众之中，其影响甚至超出“正史”。
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有着虚构小说难以替代的直接性，其参与者也不局限于文学界。
创作概况
50年代前期，回忆录和史传文学侧重于革命英雄人物故事。
代表作品有《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不死的王孝和》（柯蓝），《革命母亲夏娘娘》（黄钢）等。
代表作品有《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不死的王孝和》（柯蓝），《革命母亲夏娘娘》（黄钢）等。
随后不久，回忆录和史传文学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写作活动。
代表作有《志愿军英雄梦》《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
代表作有《志愿军英雄梦》《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
除丛刊收入的作品外，这一时期的回忆录和史传文学还有着惊人的出版。
代表作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萧三），《跟随毛主席长征》（陈昌奉），
《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缪敏），《艰难的岁月》（杨尚奎），《在大革命洪流中》（朱道南）等。
代表作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萧三），《跟随毛主席长征》（陈昌奉），
《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缪敏），《艰难的岁月》（杨尚奎），《在大革命洪流中》（朱道南）等。
回忆录和史传文学创作还有不被纳入“正统”的另外一支，其出版常使用“内部发行”的方式，在阅读范围上也有明确限制。
如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爱新觉罗·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
如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爱新觉罗·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
第12章 话 剧
一、话剧创作概况
对戏剧的关注
戏剧（包括话剧、戏曲、歌剧）和电影等，在中国“左翼”文学中，是受到特别关注的艺术样式。
戏剧等拥有各阶层的大量观众。
戏剧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本身就是交流。
戏剧等非常适合强调文艺对政治的配合和文艺的教诲宣传效用。
30～40年代的戏剧创作概况
30年代，左翼文艺界对电影戏剧相当重视。
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戏剧同样是备受关注的部门，表现为
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等，是代表性成果。
毛泽东提出对于传统戏曲（“旧剧”）改革的“推陈出新”的方针。
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剧团和文艺工作团（文工团），是常设的、发挥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的文化艺术组织。
50年代以后的戏剧创作概况
50年代以后，重视戏剧、电影的传统得到继续。
相继成立了各种机构，以领导、组织戏剧、电影的创作和演出，并建立不同范围的戏剧演出“观摩”或“会演”的制度，以加强对创作和演出的规范和引导。
相继成立了各种机构，以领导、组织戏剧、电影的创作和演出，并建立不同范围的戏剧演出“观摩”或“会演”的制度，以加强对创作和演出的规范和引导。
从1949年到1965年，举行多次的全国性（或大区）的戏曲、话剧会演、观摩演出，以加强对创作和演出的规范和引导。
1949年以后，话剧等方面的体制，也朝着“正规化”的剧场艺术的趋势发展。
1949年以后，话剧等方面的体制，也朝着“正规化”的剧场艺术的趋势发展。
50～60年代话剧创作
创作主体
一部分是五四以来已有建树的剧作家，如曹禺、郭沫若、老舍、田汉、夏衍、阳翰笙等。
另一部分是参加革命、战争的戏剧工作者和50年代的青年作家，
如胡可、陈其通、王炼、史超、所云平、马吉星、沈西蒙、杜宣、黄悌等。
如胡可、陈其通、王炼、史超、所云平、马吉星、沈西蒙、杜宣、黄悌等。
创作题材
主要表现现实政治运动、工厂农村的斗争，或者表现“革命历史”。
表现“工业建设和工人斗争”的有《在新事物的面前》《不是蝉》《考验》《幸福》《刘莲英》。
写“农村的生活和斗争”的有《春风吹到诺敏河》《春暖花开》《妇女代表》。
表现“革命历史”和朝鲜战争的有《战斗里成长》《战线南移》《万水千山》《钢铁运输兵》。
老舍的《龙须沟》，曹禺的《明朗的天》，通常也被当做50年代前期话剧创作的成绩。
在1956～1957年间，出现了一些在题材和风格上有所开拓的剧作
主要作品有海默的《洞箫横吹》、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
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岳野的《同甘共苦》、
苏一萍的《如兄如弟》、赵寻的《人约黄昏后》、
鲁彦周的《归来》等，被称为“第四种剧本”。
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岳野的《同甘共苦》、
苏一萍的《如兄如弟》、赵寻的《人约黄昏后》、
鲁彦周的《归来》等，被称为“第四种剧本”。
1958年以后的几年，紧密配合政治运动是对话剧在内各种文艺样式的强大要求。
“历史题材”创作与现实政治关系稍具间接性，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出现了“历史剧”创作的热潮。
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出现了“历史剧”创作的热潮。
在1963年开始的“文化革命”的准备、发动中，包括话剧在内的戏剧，成为最被重视、用以承担政治激情表达、与政治运动直接关联的样式。
戏剧成为这一时期文艺样式的“中心”。
戏剧成为这一时期文艺样式的“中心”。
二、老舍的《茶馆》
写在《茶馆》之前的《龙须沟》
《龙须沟》这出三幕话剧，表现了作者一贯的对社会下层小人物命运的关切。
《龙须沟》在当时受到推崇，首要理由是一位“老作家”对新社会热情的歌颂,称这“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
《龙须沟》为老舍赢得在“当代”的最初声誉：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茶馆》
【作品简介】
通过北京城里一家名为裕泰的茶馆在清末1898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40年代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来表现19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
《茶馆》在与时代“共名”契合的同时，充分调动了丰富的生活资源，展现出了一副旧北平的浮世绘。
当代作家普遍热衷这种具有时间跨度的“历史概括”。
通过北京城里一家名为裕泰的茶馆在清末1898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40年代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来表现19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
《茶馆》在与时代“共名”契合的同时，充分调动了丰富的生活资源，展现出了一副旧北平的浮世绘。
当代作家普遍热衷这种具有时间跨度的“历史概括”。
艺术特色
老舍选择了从“侧面”，从“小人物”的生活变迁的角度，并把对他们的表现范围，限制在茶馆这个“小社会”中。
独具匠心的三幕剧形式。老舍采用被称为“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的创新形式，将众多的人物放置在显现不同时代风貌的场景中。
人物塑造方面，常四爷、王利发和秦仲义贯穿全剧。剧中的悲凉情绪，人物关于自身命运的困惑与绝望，透露了与现代历史有关的某种悖谬含意。
老舍《茶馆》的叙述动机，来自于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望，和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憎恶。
新旧社会对比既是其结构作品的方法，也是他的历史观。
新旧社会对比既是其结构作品的方法，也是他的历史观。
他对于“旧时代”北京社会生活的熟悉，对普通人的遭际命运的同情，他的温婉和幽默，含泪的笑，使这部作品延续了老舍创作中深厚的人性传统。
作品的后半部分，人物刻画与情节设计显露了某些与第一幕并不完全协调的地方。
【名师点拨】《茶馆》是我国当代话剧创作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本章需重点掌握老舍的话剧创作，并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后人的评价，比较研究《茶馆》与《龙须沟》两部作品，这一部分内容经常以论述题形式出现。
三、历史剧和历史剧讨论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
“五四”时期，有歌颂“叛逆女性”的《聂嫈》《卓文君》《王昭君》。
40年代有《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
五六十年代则有《蔡文姬》和《武则天》,这两个剧本的写作动机与为历史人物“翻案”有关。
40年代有《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
五六十年代则有《蔡文姬》和《武则天》,这两个剧本的写作动机与为历史人物“翻案”有关。
《武则天》
武则天这个有争议的人物，在郭沫若的剧中，以具有雄才大略，志于强国富民，而又从谏如流，知人善任，富于人情味的君主面目出现。
《蔡文姬》
《蔡文姬》是对传统戏曲、小说曹操形象的“改写”。
代替那个“白脸奸臣”的曹操的，是伟大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的形象。
作者充分理解这个时代推崇的是开辟历史“新纪元”的“风流人物”，他的充溢着浪漫激情的“改写”，是对于“时代精神”的呼应。
代替那个“白脸奸臣”的曹操的，是伟大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的形象。
作者充分理解这个时代推崇的是开辟历史“新纪元”的“风流人物”，他的充溢着浪漫激情的“改写”，是对于“时代精神”的呼应。
艺术特色
从现实政治问题出发，到“历史”中寻找事件和人物，作为对现实发言的依托，是郭沫若历史剧构思的基点。
作者的自我意识与情感体验也融入了作品创作中，国家、社会责任与个人情感的冲突在此得以重现。
作者的自我意识与情感体验也融入了作品创作中，国家、社会责任与个人情感的冲突在此得以重现。
田汉的历史剧创作
五六十年代的主要创作有话剧《朝鲜风云》（《甲午之战》三部曲之一），《关汉卿》《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文成公主》，改编、创作的戏曲作品有《白蛇传》《西厢记》《金鳞记》《谢瑶环》。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
写事件使用的“创作方法”，都体现了那个“大跃进”时代的特征。
真实和虚构的人物，现代人和古人，眼前的情景和对20年后共产主义实现的想象被拼凑在一起，暴露了文学界在精神领域和艺术思想上存在的深刻矛盾。
真实和虚构的人物，现代人和古人，眼前的情景和对20年后共产主义实现的想象被拼凑在一起，暴露了文学界在精神领域和艺术思想上存在的深刻矛盾。
《关汉卿》
创作意图
田汉的《关汉卿》是为纪念关汉卿诞辰700周年而作。
关汉卿被塑造为一个“战斗者”：以杂剧作为武器，诅咒、抨击残暴专横的贪官污吏，为负屈衔冤的弱者鸣冤吐气，在抗争中表现了“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的勇气和节操。
这其实展示的是现代中国左翼文艺家的“身份认同”。
关汉卿被塑造为一个“战斗者”：以杂剧作为武器，诅咒、抨击残暴专横的贪官污吏，为负屈衔冤的弱者鸣冤吐气，在抗争中表现了“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的勇气和节操。
这其实展示的是现代中国左翼文艺家的“身份认同”。
艺术特点
寄托了田汉对知识分子人格的理想化理解，蕴涵了他早年“精神至上”“艺术神圣”的理念。
表现出了在史料依据与艺术想象关系上的浪漫主义处理方式，将史料记载重新组合，并加以虚构性的扩展，形成了细节有所据，而整体构架则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这一格局。
关汉卿的形象过多地寄寓着田汉的理想，以及时代的政治观念，因此还相对欠缺人性的丰富。
曹禺的历史剧创作
这一时期的创作有《明朗的天》《胆剑篇》。
后者对“自强不息”的强调，与当时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和危机有关。
曹禺在1978年还完成了另一部历史剧《王昭君》。
后者对“自强不息”的强调，与当时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和危机有关。
曹禺在1978年还完成了另一部历史剧《王昭君》。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胆剑篇》，以春秋时代吴越交战故事为素材，写吴国侵略、勾践被俘，获释后的勾践和百姓一起发愤图强、准备复国，最终取得胜利。
这部历史剧对“自强不息”的强调，与当时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和危机有关。
这部历史剧对“自强不息”的强调，与当时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和危机有关。
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
在“当代”，历史剧问题的讨论发生多次，涉及的是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学的关系。p172
不管讨论者在此问题上有怎样的分歧，在拒绝将“历史”与叙事等同，强调“历史本质”的客观性上，他们应皆为一致。
不管讨论者在此问题上有怎样的分歧，在拒绝将“历史”与叙事等同，强调“历史本质”的客观性上，他们应皆为一致。
四、话剧的“高潮”
1963年到“文革”前夕，出现了包括话剧在内的戏剧创作和演出的“高潮”。
其中《年青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受到当时评论界的极高推崇。
其中《年青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受到当时评论界的极高推崇。
话剧创作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话剧创作，在“大写十三年”的创作口号影响之下，大都取材于5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
另有一部分作品，是有关“亚、非、拉”的“反帝反修”运动的想象，
如《刚果风雷》《赤道战鼓》等。
如《刚果风雷》《赤道战鼓》等。
阶级斗争无一例外的是这一时期所有作品的主题。
“高潮时期”剧作的思想特点
话剧所讨论和试图解决的，是“革命传统”的延续的问题。
在1962年底以后，执政党提出“革命”仍要持续不断地开展（“继续革命”），但“革命”的含义和思想资源却面临“空洞化”的问题。
在1962年底以后，执政党提出“革命”仍要持续不断地开展（“继续革命”），但“革命”的含义和思想资源却面临“空洞化”的问题。
城市被表现为可疑的，与庸俗、腐败相联系的生存处所，可以作为与此对抗的，则来自三四十年代中共在乡村开展的斗争，和乡村的生活经验的传统。
这些剧作还尖锐地意识到组织个人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表达了政治激进派这样的意图：
规范社会生活的观念方式和行为方式，提升“日常生活”的政治含义，因而实现把个体的一切（生活行为，以至情感心理空间）都加以组织、规范的设想。
规范社会生活的观念方式和行为方式，提升“日常生活”的政治含义，因而实现把个体的一切（生活行为，以至情感心理空间）都加以组织、规范的设想。
第13章 走向“文革文学”
一、1958年的文学运动
走向“文革”的重要步骤
1958年的文艺运动，其理念与运动方式与后来“文革”开展的文艺运动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和相近的形态。
因此，可以将“大跃进”的文艺实践，看做是走向“文革文学”的重要步骤。
因此，可以将“大跃进”的文艺实践，看做是走向“文革文学”的重要步骤。
大跃进时期文艺政策
1958年初，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结束时，发表由周扬署名的总结性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毛泽东审阅时做了修改，将反右运动，称为“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审阅时做了修改，将反右运动，称为“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
1958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艺的主张。
其中最主要的两项是：一是提倡大力搜集民歌，二是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这为一种新的文艺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方法的基本依据。
其中最主要的两项是：一是提倡大力搜集民歌，二是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这为一种新的文艺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方法的基本依据。
这种新的文艺形态，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被称为“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
在创作思想和艺术方法上，突出了本来包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命题中的“浪漫主义”。
在创作思想和艺术方法上，突出了本来包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命题中的“浪漫主义”。
当时文学界的领导者（周扬、郭沫若、茅盾、邵荃麟等）也倡导和推动了此次文学思潮
提出“文艺也要大跃进”，制订“文艺工作大跃进32条（草案）”。
开展“开一代诗风”的“新民歌运动”，编辑出版仿照“诗三百”体例的《红旗歌谣》。
发动对“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提倡“歌颂大跃进，回忆革命史”的创作题材和主题等等。
60年代文艺路线的调整
背景
60年代初，在经济、政治的“大跃进”遭遇严重挫折之后，开始实施“调整”的退却政策。
借助这一时机，在一些较为务实的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文艺界有计划地对激进的文艺路线进行调整。
借助这一时机，在一些较为务实的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文艺界有计划地对激进的文艺路线进行调整。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文学的“服务对象”上，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替换“工农兵”概念，以削弱、模糊其阶级的规定性，并因此带动对于创作者、创作方法等的重新思考。
批评文学对政治的简单依附，适度维护文学“特质”，防止政治对文学的完全取代。
“真实性”的重提
全面审度1958年以来成为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核心的“革命浪漫主义”，提出“现实主义深化”和重视体现历史复杂性的“中间状态”人物的创造，来重提文学的“真实性”。
二、文学激进思潮和《纪要》
文革前的文学激进思潮
1962年秋天，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从次年开始，在思想文化界开展了持续多年的，范围广泛的批判运动。
期间，毛泽东对文艺问题做过两次“批示”，对50年代以来的文艺状况，发出严厉的指责。
从次年开始，在思想文化界开展了持续多年的，范围广泛的批判运动。
期间，毛泽东对文艺问题做过两次“批示”，对50年代以来的文艺状况，发出严厉的指责。
在1963年12月的“批示”中，他认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
在1964年6月的另一次“批示”中，批评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
在“文革”发生前的三年多里，涉及文艺的批判有
【理论方面】
主要针对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以及“写真实”“现实主义深化”等主张。理论论著有孟超的《“有鬼无害”论》，瞿白音的“创新独白”，夏衍的《电影论文集》，程季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主要针对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以及“写真实”“现实主义深化”等主张。理论论著有孟超的《“有鬼无害”论》，瞿白音的“创新独白”，夏衍的《电影论文集》，程季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创作方面】
最初从批判电影《北国江南》开始，扩展至《林家铺子》《兵临城下》《抓壮丁》《逆风千里》《早春二月》等。批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对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歪曲”叙述。
最初从批判电影《北国江南》开始，扩展至《林家铺子》《兵临城下》《抓壮丁》《逆风千里》《早春二月》等。批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对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歪曲”叙述。
【受到批判的小说】《三家巷》《苦斗》《赖大嫂》《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杜子美还家》《在厂史以外》等。
【戏剧】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夏衍的《赛金花》。
对邓拓的《燕山夜话》，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则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直接关联。
激进派主导地位的确立
经过开展的批判运动，以及江青等对“京剧革命”的介入，和周扬等权势的旁落，文化革命激进派别在“文革”前夕，在文艺界已确立其主导地位。
其标志是“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座谈会纪要的制订。
《纪要》和另外一些文章、讲话，全面阐述了这一派别进行“文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
其标志是“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座谈会纪要的制订。
《纪要》和另外一些文章、讲话，全面阐述了这一派别进行“文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
“革命新文艺”具体表现
【题材】“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艺术方法】“要采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
在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上，提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包括“工农兵”的加入。
《纪要》表达的，是本世纪以来就存在的，主张经过不断选择、决裂，以走向理想形态的“一体化”的激进文化思潮。
这种思潮的“当代形态”的特征，
一是提出有关“革命”，也有关文学的更纯粹的尺度；
一是选择上的政治权力干预的“暴力”性质。
这种思潮的“当代形态”的特征，
一是提出有关“革命”，也有关文学的更纯粹的尺度；
一是选择上的政治权力干预的“暴力”性质。
1967年初，经毛泽东审阅，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表，周扬、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等被作为“文艺黑线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点名。
三、文学的存在方式
政治转化
文学激进思潮的特征之一，是竭力削弱文学创作、活动与政治行动之间的界限。
在“文革”中，政治观念、意图在文艺作品中的表达采用更直接的“转化”方式，即“政治”的直接“美学化”。
胡风、周扬等的文学思想中的“政治性-真实性-艺术性”，成为“政治-艺术”的结构。
在“文革”中，政治观念、意图在文艺作品中的表达采用更直接的“转化”方式，即“政治”的直接“美学化”。
胡风、周扬等的文学思想中的“政治性-真实性-艺术性”，成为“政治-艺术”的结构。
严格控制
作品的接受行为，更明确地被赋予政治的意义。
即文本的生产、传播、批评，就是一种“政治行为”。
大多数作家、艺术家在“文革”期间被“边缘化”，许多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
“文革”期间，作品发表受到严格控制，从1966年7月开始，全国的文学刊物相继停刊。
即文本的生产、传播、批评，就是一种“政治行为”。
大多数作家、艺术家在“文革”期间被“边缘化”，许多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
“文革”期间，作品发表受到严格控制，从1966年7月开始，全国的文学刊物相继停刊。
写作小组
文学批评最流行的方法是组织写作小组，这显示了发言的阶级、政治集团性质（非个人性），以加强其权威地位。
这一近代以来报刊撰写时评、社论的方式，在“文革”中得到普遍推广。
如由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等所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承担，署名通常是“初澜”或“江天”。
这一近代以来报刊撰写时评、社论的方式，在“文革”中得到普遍推广。
如由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等所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承担，署名通常是“初澜”或“江天”。
集体创作
集体创作作为一种方向得到鼓励和提倡，尤其是大型的戏剧、长篇小说等体裁。
1958年，“集体创作”就作为一项显示“共产主义思想”的事物加以提倡。
集体创作的方式有多样，其中的一种是“三结合”创作小组。
1958年，“集体创作”就作为一项显示“共产主义思想”的事物加以提倡。
集体创作的方式有多样，其中的一种是“三结合”创作小组。
停顿状态
“文革”开始一段时间，与域外的文化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少量的文化交流，主要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
公共图书馆中被封存的一些书刊流向“民间”，私人藏书在这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少量的文化交流，主要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
公共图书馆中被封存的一些书刊流向“民间”，私人藏书在这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部发行
五六十年代“内部发行”的，供“高级干部”和研究者阅读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著作，有一部分也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中流传。
四、“文革文学”的特征
定义
如果“文革文学”是指这一期间产生的文学作品，那么，它包含了很不相同的部分：既指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作品，也指秘密或半秘密状态的创作
（对于后者，有的研究者使用了“地下文学”的概念）。
但如果“文革文学”是指称一种具有特定性质、形态的文学，则它大体上是指公开出版物的创作，即由文艺激进派别所提倡、扶持的作品。
（对于后者，有的研究者使用了“地下文学”的概念）。
但如果“文革文学”是指称一种具有特定性质、形态的文学，则它大体上是指公开出版物的创作，即由文艺激进派别所提倡、扶持的作品。
特征
“文革文学”和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创作”，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上，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
但是，与五六十年代比较，“文革文学”也出现重要变化，形成其特定的属性。
但是，与五六十年代比较，“文革文学”也出现重要变化，形成其特定的属性。
政治的直接“美学化”
在“真实性”问题上，要求认定“应该怎样”（政治意识形态要求），不容置疑。
创作和阅读过程中的“形象思维”、直觉、体验等，被看成是“神秘主义”加以拒绝和清除。
“政治性-真实性-艺术性”的结构，成为“政治-艺术”的结构，现代“左翼”文学对“现实主义”的信仰，已从这一结构中“拆除”。
“革命浪漫主义”的强调
在修辞方式上，表现为象征方法的广泛运用。
“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典型化”的方法，对于表达政治意图，虚构由“革命”所激发的浪漫想象，显然是一种更有效的手段。
“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典型化”的方法，对于表达政治意图，虚构由“革命”所激发的浪漫想象，显然是一种更有效的手段。
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斗争”以及中共领导的革命的绝对地位。
根本任务的提出
在“文革文学”中，创造新人形象作为“中心”或“根本”的任务，成为有严格规定的、不得稍有违反的“律令”
所有的作品必须主要表现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在作品中又必须居于中心的、绝对支配的地位。
塑造的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完美，不允许有思想性格上的弱点。
提出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以戏剧为“样板”
“文革”期间，戏剧在文艺诸样式中居于中心地位。
戏剧既是选择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突破口”，也是用来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样板”的主要样式。
戏剧既是选择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突破口”，也是用来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样板”的主要样式。
“革命运动”的群众参与和“革命”的“狂欢”式的特征，都提升了这种与群众娱乐联系紧密的样式的地位。
戏剧对其他文学样式在结构上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诗、小说、散文的“场景化”。
矛盾的若干线索的安排，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方式，戏剧冲突的设置和结构，小说中的人物大多“角色化”，人物间也安排着戏剧台词式的对白。
矛盾的若干线索的安排，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方式，戏剧冲突的设置和结构，小说中的人物大多“角色化”，人物间也安排着戏剧台词式的对白。
文学样式向戏剧的这种靠拢，使文学文本可以传达出这样的世界观：
世界可以截然划分为对立的两极，并且需要通过开展对立的斗争来解决其中的矛盾，改变或巩固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标准的社会结构。
世界可以截然划分为对立的两极，并且需要通过开展对立的斗争来解决其中的矛盾，改变或巩固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标准的社会结构。
第14章 重新构造“经典”
一、创造“样板”的实验
文化激进派在大规模颠覆文学“经典”后，使用了“样板”这一富于“大众化”意味的词，来替代诸如“经典”“范本”等概念。
“样板戏”的形成
1963年江青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和权力，要求文化部和北京的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改编、移植沪剧剧目《红灯记》（上海爱华沪剧团）和《芦荡火种》（上海沪剧院）。
1964年6月，全国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演出了38台“现代戏”（指表现现代生活的戏曲剧目）。
1967年，《红旗》杂志在第6期上，刊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首先正式使用了“样板戏”的说法。三年前的这场京剧现代戏的观摩、演出，被称为“京剧革命”，赋予它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的意义。
随后,《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第一次开列了“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名单：
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1972年前后，又有一批剧目被列入“革命样板戏”的名单之中，
它们是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
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
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
但新的“样板”的质量有所下降，“样板”制作的标准化、模式化问题更加尖锐地显露出来。
它们是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
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
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
但新的“样板”的质量有所下降，“样板”制作的标准化、模式化问题更加尖锐地显露出来。
“样板戏”的普及
1970年前后，“样板戏”演出达到了高潮，并开展了普及“样板戏”的运动。
措施
组织“样板团”到外省巡回演出。
组织各地剧团来北京学习“革命样板戏”。
利用电影的手段，以忠实地“复制”来达到“普及”的目的。
大量出版有关“样板戏”的书刊，以使各地在“复制”、移植时做到对“样板”的忠实。“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还被要求推广到包括小说、诗、歌曲、绘画等各种文艺样式的创作中去。
“样板戏”的危机与局限
到了1974年的“京剧革命”十年之后，创造“样板”的实验事实上已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公众对“文化革命”、对“样板戏”的热情大大减退，企图以精心构造的“样板”来带动文艺创作的繁荣，无法实现。
局限
其权威地位主要由国家政治权力保证，它的存在加强了“革命”激进派的地位，意味着这一派别对文艺“经典”创造权和阐释权的绝对垄断。
由各“样板团”或专门的写作班子撰写的文章，总结了“样板戏”的规律和经验，成为所有的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规则。
这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的摧毁、压制、改造和利用在文艺领域中的典型体现。
这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的摧毁、压制、改造和利用在文艺领域中的典型体现。
二、“革命样板戏”
“决裂”与“移植”
“样板戏”的创作，在“文革”期间，被描述为是与“旧文艺”决裂的产物，强调它们开创“文艺新纪元”的意义。
【题材来源上】除个别（如《海港》）外，大多数剧目在被纳入“样板”制作过程时，都已具有一定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样板戏”是对已有剧目的修改或移植。
【艺术经验上】参加“样板戏”创作的编剧、导演、演员、音乐唱腔、舞蹈、舞台美术设计等人员，均是全国该领域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优秀者。他们拥有的艺术经验，使“样板”的创作与艺术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创作过程中】样板戏不拒绝对传统艺术的吸取和利用，并化用了西方的一些戏剧资源，如芭蕾舞、交响乐。
【在创作和排练的过程中】江青等让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艺术家为“样板戏”的演员示范，以提高无产阶级文艺“样板”的质量。
“样板戏”的新特征
“样板戏”最主要的特征是文化生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文艺被作为政治权力机构实施社会变革、建立新的意义体系的重要手段，在“样板戏”时期表现得更为直接和严密。
作家、艺术家那种个性化的意义生产者的角色认定和自我想象，被全面颠覆，文艺生产被纳入政治运作之中。
“样板戏”的意义结构和艺术形态，表现为政治乌托邦想象与大众艺术形式的结合。
“样板戏”选取的，大都是有很高知名度、已在大众中流传的文本。在朝着“样板”方向的制作过程中，
一方面，删削、改动那些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纯粹性”的部分；
另一方面，极大地利用了传统文艺样式（主要是京剧、舞剧）的程式化特征，在人物和人物关系的设计中，将观念符号化。
一方面，删削、改动那些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纯粹性”的部分；
另一方面，极大地利用了传统文艺样式（主要是京剧、舞剧）的程式化特征，在人物和人物关系的设计中，将观念符号化。
文艺观念上的“根本任务论”，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表现形式上的“三突出”，即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
创作方法上的“三结合”，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
“样板戏”的含混
“样板戏”文化构成的复杂性，使作品的意义和艺术形态呈现多层、含混的状况，而文化人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对民间文艺形式的借鉴，以及从“宣传效果”上考虑的对传奇性、观赏性的追求，都使文艺革命激进派的“纯洁性”的企求难以彻底实现。
这承续了激进派所要否定的文化传统，使某些“革命样板戏”在构成上具有“含混暖昧”的特征，使这些剧目在政治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时空下仍能获得某种“审美魅力”。
这承续了激进派所要否定的文化传统，使某些“革命样板戏”在构成上具有“含混暖昧”的特征，使这些剧目在政治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时空下仍能获得某种“审美魅力”。
三、小说“样板”的难题
比起戏剧等来，小说、诗的创作更具“个人性”，不存在某种相对稳定的可依凭的“模式”，接受上也与观赏戏剧的集体性有很大的差异。这使确立“样板”的工作难以奏效。
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
“文革”前夕，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曾被当时的文学界当做“样板”看待。
“文革”初期，对这部小说的肯定得到延续，但不久作者就受到迫害。
由此可见，激进力量并不认可这部不是由自己培育的“样板”。
就作品本身而言，在表现阶级、路线问题上，在英雄形象塑造规则上，也并不完全符合激进派确立的规范。
“文革”初期，对这部小说的肯定得到延续，但不久作者就受到迫害。
由此可见，激进力量并不认可这部不是由自己培育的“样板”。
就作品本身而言，在表现阶级、路线问题上，在英雄形象塑造规则上，也并不完全符合激进派确立的规范。
政治化的小说创作
“文革”期间，按照激进的政治、文学思潮组织编写的一些小说，如长篇《虹南作战史》（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牛田洋》（南哨）等，就连对它们做出很高评价的评论家，也不能不承认其明显的缺陷，这包括“描写阶级斗争方面”的，以及“以作者的议论，来代替艺术上对人物的塑造”“全书只有一种语言”等艺术问题。
浩然的“重新发现”
“文革”期间，浩然的小说虽然一直受到肯定，但在1974年前后，对其创作的政治、文学价值的评价迅速提升，这包含有在文学领域（小说）上推出“样板”的考虑。
《艳阳天》
艺术特征
60年代激进力量有关社会结构的描述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体现。
所描写的乡土生活韵味和生活细节准确且生动。
写出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国家政治对家庭伦理的深刻冲击。
小说叙事属于共时性结构。
作品评价
在《三里湾》等被批判为“毒草”时，《艳阳天》则被誉为“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的“优秀的文学作品”。
《金光大道》
相对《艳阳天》，在《金光大道》中浩然更自觉运用“三突出”的原则来塑造“高大光辉”的英雄形象，弥补了《艳阳天》“只关注基层”的“缺陷”，将矛盾斗争写到了“县一级领导干部”。
作品中人物的个体意义、作家的体验本身，都被整合到作者所认同的“文革”统一的历史叙述中。
作品中人物的个体意义、作家的体验本身，都被整合到作者所认同的“文革”统一的历史叙述中。
四、“经典”重构的宿命
文学激进派在“文革”十多年里的创造“样板”的实验，尽管宣称“取得了伟大胜利”，实际上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创作主体的困境
从工农大众中发现和培养作家，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的主要创造力量的设想，未见显著的效果。
文艺创造所具有的复杂的精神劳动的性质，使缺乏必要文化准备的“无产阶级”难以胜任。
另外，“工农兵”的“大众”也并非是一张白纸，他们也无法斩断与“文化传统”的联系。
作品的困境
对以精神探索和艺术独创作为主要特征的“精英文化”敌视。
政治观念、宗教教谕需要借助艺术来“形象地”“情感地”加以表现，但“审美”和“娱乐”也会转而对政治产生削弱和消解的危险。
任何稍具丰富性和艺术表现力的作品，都难以维持观念和方法上的纯粹与单一，作品本身存在的裂痕和矛盾，就潜在着一种“颠覆”的力量。
【名师点拨】本章的重点是“样板戏”和“三突出”，需要考生了解记忆相关知识。此外，“经典”重构的困境这一部分内容可从“创作主体的困境”和“作品的困境”两方面去加以分析理解。
第15章 分裂的文学世界
一、公开的诗界
“文革”期间的文学，实际上分裂为不同的部分。
一个部分是公开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
另一部分则是隐在的、隐秘的、分散的，是当时文学的“异质”力量。
它们后来成为文学变革的准备和先声。
一个部分是公开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
另一部分则是隐在的、隐秘的、分散的，是当时文学的“异质”力量。
它们后来成为文学变革的准备和先声。
公开诗界的特征
在公开的诗界中，主要是“红卫兵”和“工农兵作者”的作品，所出版的诗集也多是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的作品集，如《文化革命颂》《批林批孔战歌》等。
在诗的体式上，五六十年代的那种“政治抒情诗”的影响仍在继续，而“文革”期间所推行的政治运动，提出的政治口号，是诗歌创作取材和主题的直接依据。
这一时期的诗歌，具有另外时期所没有的直截了当的、极端的修辞方式，以直接配合政治运动，其代表是“小靳庄诗歌”——一种用快板、顺口溜形式写的政治宣传韵文。
这种情况下，诗歌创作已与个体体验表达无关。
僵硬的政治象征语言对诗的“入侵”，使诗完全失去传达诗人语言和想象上的敏感的可能性。
例如，张永枚的长诗《西沙之战》，其写作动机、表达的观点，以及艺术形式，完全纳入政治权力运作的轨道。
僵硬的政治象征语言对诗的“入侵”，使诗完全失去传达诗人语言和想象上的敏感的可能性。
例如，张永枚的长诗《西沙之战》，其写作动机、表达的观点，以及艺术形式，完全纳入政治权力运作的轨道。
个体的“理想”被组织进国家意识形态的方式和轨迹。从郭小川50年代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到贺敬之60年代的《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到70年代的《理想之歌》，这些具有主题连贯性的“政治抒情诗”形成了讲述当代青年“人生道路”和“理想”的诗歌系列。
李瑛的诗歌创作
1972年以后，一度被迫停止写作的诗人，少数有了发表诗作、出版诗集的可能，但作品大多乏善可陈。
其中李瑛以其惯有的对景物、色彩的敏感，语言、叙述方式仍存留的某些清新柔和的因素，对当时诗歌语言、情感普遍性的粗糙倾向进行了有限偏移，也影响了当时的青年诗人。
其中李瑛以其惯有的对景物、色彩的敏感，语言、叙述方式仍存留的某些清新柔和的因素，对当时诗歌语言、情感普遍性的粗糙倾向进行了有限偏移，也影响了当时的青年诗人。
二、小说创作情况
短篇小说创作
“文革”期间的短篇小说，继续着它在当代的对现实生活快捷反映的“传统”。“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革命样板戏”“两条路线斗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反“走资派”，以及1976年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都写进其中。
长篇小说创作
创作概况
1972年到197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约一百余部。写当代现实生活的占绝大部分，其余为“革命历史题材”。
这些长篇的作者，有一小部分是专业作家，或已具有“作家”的素质。其中还有近二十部小说标明是“集体”创作。
创作特点
从情节、人物设置到叙事方式，都表现了符码化、模式化倾向。
大多数长篇都会有一个“高大”而“完美”的“主要的英雄人物”，也会有围绕“主要”英雄的若干“非主要”的英雄或“正面人物”。
作为英雄人物对立面的，通常是“阶级敌对力量”。
在“正面力量”与其对立面之间，设置了各种“问题人物”
（“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受敌对势力所蒙蔽，或道德品质上有疑点和问题）。
（“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受敌对势力所蒙蔽，或道德品质上有疑点和问题）。
读者听到的是凌驾于人物、故事之上的意识形态权威的“粗暴”声音。
三、“地下”的文学创作
除了公开发表的作品之外，“文革”的另一类文学不同程度具有“异端”因素，其写作和“发表”处于秘密、半秘密的状态中。
作品常见的传播方式，是以手抄本形式在一定范围传播。
这种文学现象，“文革”后有研究者使用了“地下文学”的概念。
作品常见的传播方式，是以手抄本形式在一定范围传播。
这种文学现象，“文革”后有研究者使用了“地下文学”的概念。
“地下诗歌”
诗是负载具有“异端”性质的情感和艺术经验的“先锋性”样式。
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失去写作权利的诗人，曾用诗写下他们当时的体验，如蔡其矫、公刘、流沙河等。他们的写作活动当属“文革”间的文学现象（事件），但作品发表、传播和产生影响，则是在“文革”后的80年代。
“上山下乡”中的“知青”是诗的秘密写作的另一群体，作为年轻的“革命”参与者（或游离者），对“革命”开始感到失望，精神上经历深刻的震荡，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是他们写作的心理动机。
这部分诗人后来成为“朦胧诗”的中坚，大都在“文革”期间已开始写作，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其中最重要的诗歌写作“群体”，是后来被称为“白洋淀诗群”的诗歌群落，如根子、多多、芒克、方含、林莽、宋海泉等。
“手抄本小说”
“文革”期间“地下”文学世界，除诗歌以外，还有流传广泛的“手抄本小说”，其中张扬的长篇《第二次握手》最为出名。
《第二次握手》
小说写丁洁琼、苏冠兰等老一代科学家的事业和爱情，其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和知识分子道路的描写，并没有偏离“十七年”主流文学所确立的叙述框架。
“文革”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赋予了其强烈的魅力，但当这些因素淡化后，小说的魅力也随之减弱。
“文革”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赋予了其强烈的魅力，但当这些因素淡化后，小说的魅力也随之减弱。
其他“手抄本小说”
《波动》《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具有不同程度的超越因素，显示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轨道的偏离。
需要指出的是，“手抄本小说”在“文革”后公开发表时，都经过了作者修改，严格上说已失去作为“手抄本小说”的重要理据。
四、“天安门诗歌”
天安门事件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执政党内部各派力量的斗争直接激发了二三月间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规模政治抗议行动。
其中，诗歌是被广泛运用，作为抗议的重要手段。
不久，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被当时的掌权者宣布为“反革命政治事件”，所写作和传抄诗歌者也被定罪、迫害。
其中，诗歌是被广泛运用，作为抗议的重要手段。
不久，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被当时的掌权者宣布为“反革命政治事件”，所写作和传抄诗歌者也被定罪、迫害。
“天安门诗歌”的特征
在1976年底，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之后，童怀周征集散失作品，并编成《天安门诗抄》出版。
“天安门诗歌”中多采用旧体诗词，旧有的可被翻新或套用的比喻、典故，甚至现成的句子，是精炼而有所隐晦地表达其政治观点和情绪的较佳选择。
特别是70年代政治抗争的参与者，可以通过传统形式，找到清浊、忠奸、贤良宵小对立的思想材料，顺利地表达他们的历史观和对现实政治的道德评价。
特别是70年代政治抗争的参与者，可以通过传统形式，找到清浊、忠奸、贤良宵小对立的思想材料，顺利地表达他们的历史观和对现实政治的道德评价。
“天安门诗歌”主要是一种政治表达。
它的写作、发表、传播方式，其后的评价方式和搜集、整理活动，都属于“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的组成部分。
这是“文革”间美学“日常生活化”和诗歌政治化的另一典型体现，在恶劣、严酷的环境中，是写作者的真诚态度、独立的思想和写作方式的坚持，对当代诗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它的写作、发表、传播方式，其后的评价方式和搜集、整理活动，都属于“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的组成部分。
这是“文革”间美学“日常生活化”和诗歌政治化的另一典型体现，在恶劣、严酷的环境中，是写作者的真诚态度、独立的思想和写作方式的坚持，对当代诗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名师点拨】本章的重点是“地下文学”和“天安门诗歌”，经常以名词解释的形式出现在考研真题中，需重点掌握和记忆。
第16章 文学“新时期”的想象
一、“转折”与文学“新时期”
政治与文学的转折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拘捕，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
这次会议把“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文革”被广泛地称作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和“梦魇时代”。
这次会议把“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文革”被广泛地称作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和“梦魇时代”。
知识界和文学界普遍使用“第二次解放”来强调“文革”结束对于民族、个人，对于社会生活、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与社会政治关联密切的文学界，随后也把“文革”后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被看做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另一次重大“转折”。
“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被看做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另一次重大“转折”。
文艺激进派依靠政治体制“暴力”所开展的“文化革命”被中断。
“文革”中被损毁、破坏的“当代”文学体制得到修复。在重建的政治、文学体制的主导下，展开一系列否定“文革”的活动，这些活动当时称为“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
为在“文革”（以及“十七年”）中被批判、攻击的文学观念和作家作品“正名”“辩诬”。
“新时期文学”的期待
由于对“文革”施行的文化专制与思想禁锢的憎恶，对一种“自由创造”的宽容的环境的期盼，五四的“多元共生”和“精神解放”，成为文学界创造“新时期文学”的知识、想象的重要资源。在基本的“共识”之中，有关“新时期文学”的涵义，和对“文学复兴”的想偈，一开始也包含分歧，这与对中国20世纪文学的历史记忆相关。
一部分人要求恢复“十七年”文学的“主流”状况，即坚持毛泽东所开启的“人民文学”（工农兵文学）。
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复活“十七年”中受到压抑的“非主流文学”线索，建立与五四“人的解放”的启蒙文学的关联，并强烈地表现为离弃现代中国“左翼”文学、毛泽东的“工农兵文学”的倾向。
“新时期”出现的“转折”，主要体现为不同思潮、派别、力量地位的错动和关系的重组，这也是80年代文学界种种争执、冲突的根源。
这表明“新的人民文学”已失去它的绝对地位，“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开始解体，尽管这一过程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这表明“新的人民文学”已失去它的绝对地位，“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开始解体，尽管这一过程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二、体制的修复和重建
“文革”结束后，“损毁”的文学体制的修复和重建，成为建构“新时期文学”的首要任务。
体制的重建
1978年初，文化部决定恢复所属艺术表演团体的原来建制和名称。
同年5月，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其他协会宣布恢复工作。
在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期间，选举了全国文联新的领导机构。
1979年和1985年，中国作协两次改选理事会，选举主席、副主席。
机构的组织方式和人员构成，基本延续“文革”发生前的格局。
机构的组织方式和人员构成，基本延续“文革”发生前的格局。
政策的调整
与“当代”的其他时期一样，文艺的政治功能，文艺的领导、控制与作家“自主性”的关系，是调整的中心点。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等在“当代”通行多年的口号被放弃，代之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
鉴于社会转轨对包括知识分子等“积极因素”的动员的需要，也出于“文革”期间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以及“十七年”频繁运动、斗争留下的让许多人厌憎的记忆，营造一个文艺创造的“宽松”环境，是普遍的期望。
承接50年代毛泽东的裁决“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的，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出版机构
80年代，文学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位置，成为政治表达和情绪释放的重要载体，而流行文化又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纯”文学拥有大量读者。
“十七年”中原有的刊物先后复刊。
普通日报和各种专业报纸，都辟专栏刊发文学创作、评论的稿件。
在这一框架内，刊物的倾向，与编辑部成员的思想、趣味有明显的关联。
有些刊物因此带有某种“同人”性的色彩，甚或有时成为先锋性探索的阵地。
有些刊物因此带有某种“同人”性的色彩，甚或有时成为先锋性探索的阵地。
三、文学规范制度的调整
对“越界”的观点、创作的批评、惩戒
在80年代，“四项基本原则”的宣布，为思想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的“创新”和“思想解放”划定了限度，规定了禁忌。如对小说《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作品的批判，禁止北岛、芒克等主持的“民办”刊物《今天》的出版等。
对合乎规范的作家作品加以褒奖
“新时期”开始重视奖励制度的设立，这也是实现其“文化领导权”的组成部分。如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设立等。
但出于意识形态功能的考虑，也需要顾及不同文学集团的利益，以及评委构成的某种复杂性，结果总是显示了标准混杂的状况：或者是得奖者良莠不齐，或者是开列了长串清单而削弱奖项的价值。
一些获奖作品缺乏基本的说服力，而一些较优秀之作却被遗漏。
但出于意识形态功能的考虑，也需要顾及不同文学集团的利益，以及评委构成的某种复杂性，结果总是显示了标准混杂的状况：或者是得奖者良莠不齐，或者是开列了长串清单而削弱奖项的价值。
一些获奖作品缺乏基本的说服力，而一些较优秀之作却被遗漏。
四、80年代的作家构成
概述
“文革”后，许多作家都有一种“解放”感，并普遍认为自己将进入艺术生命的“春天”。基于这一估计，当时有中国作家“盛况空前”“五世同堂”的描述。
50年代中期到“文革”前这段时间，被当时的文学界所举荐的作家，在“新时期”大多数已失去其文坛的“中心”地位。
【名师点拨】由于社会生活和文学环境已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作家也将做出选择和面临被选择。除了年龄因素外，最重要的是基于文学观念和与此相关的创造力导致的分化和更替。因而，出现了类乎四五十年代之交的作家分化、重组的现象。
80年代作家的“主体”组成
在50年代因政治或艺术原因受挫者
这些作家在80年代被称为“复出作家”（或“归来作家”）。
这些作家有：艾青、汪曾祺、蔡其矫、牛汉、绿原、郑敏、王蒙、张贤亮、从维熙等。他们在50年代提出、实践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写真实、干预生活、人道主义、题材扩大和方法的探索等），正是80年代所要挖掘，用以建构“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财产”。
这些作家有：艾青、汪曾祺、蔡其矫、牛汉、绿原、郑敏、王蒙、张贤亮、从维熙等。他们在50年代提出、实践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写真实、干预生活、人道主义、题材扩大和方法的探索等），正是80年代所要挖掘，用以建构“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财产”。
“复出”作家在文革时期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是对当时主流话语的冲突，多是文革时期激进文化路线的受害者。
因此进入“新时期”后，就意味着回归中心“轨道”，回到“目的地”，并获得“文化英雄”的荣耀身份。
因此进入“新时期”后，就意味着回归中心“轨道”，回到“目的地”，并获得“文化英雄”的荣耀身份。
“知青”的一群
在80年代，曾被看做“知青”作家的，有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郑义、梁晓声、铁凝、李晓等。
知青在“文革”中从“革命主力”到“接受再教育”的身份上的急遽改变，以及他们在“文革”结束后返城的处境，对“知青”作家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
知青在“文革”中从“革命主力”到“接受再教育”的身份上的急遽改变，以及他们在“文革”结束后返城的处境，对“知青”作家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
与“复出”作家进入“新时期”后所享有的“文化英雄”的身份不同，“知青”作家的身份、生活位置，含糊不明而需要寻求和证明。
因而，虽然两者都参与了对“伤痕文学”等的制作，但“复出”作家多表现为封闭与完满，而不少“知青”作家的作品，有一种前者缺少的躁动和焦虑。
因而，虽然两者都参与了对“伤痕文学”等的制作，但“复出”作家多表现为封闭与完满，而不少“知青”作家的作品，有一种前者缺少的躁动和焦虑。
文革后期活跃的作家
除了上述的两大“作家群”之外，一些“文革”后已届中年才进入写作活跃期的作家，也是“新时期文学”的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有张洁、冯骥才、古华、戴厚英、刘心武、高行健。女作家在80年代的大批出现，成为这个时期引人注目的现象，被认为是继“五四”之后第二次女作家涌现的“高潮”。
80年代中后期的作家主体
80年代中期以后，“复出”作家和“知青”作家中的一部分，创作活力已明显衰减。
同时，更年轻的作家开始带来新的艺术风貌，表现了新锐的探索和革新精神。
莫言、刘索拉、残雪、马原、余华、苏童、叶兆言等的写作，构成80年代后期小说的“风景”。
同时，更年轻的作家开始带来新的艺术风貌，表现了新锐的探索和革新精神。
莫言、刘索拉、残雪、马原、余华、苏童、叶兆言等的写作，构成80年代后期小说的“风景”。
“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歌写作也开始浮现。
海子、韩东、西川、翟永明、于坚、陈东东、柏桦、张枣、欧阳江河、李亚伟、王家新等，已写出显示其艺术品格的诗作。80年代后起的一些作家，倾向将文学理解为“个体”对人的存在状况，以及人与世界复杂关系的探索。
海子、韩东、西川、翟永明、于坚、陈东东、柏桦、张枣、欧阳江河、李亚伟、王家新等，已写出显示其艺术品格的诗作。80年代后起的一些作家，倾向将文学理解为“个体”对人的存在状况，以及人与世界复杂关系的探索。
五、文学著译的出版
“文革”的文化封锁的“开禁”，首先从被禁锢的革命文艺开始。
接着，中外文学名著的翻译出版也逐渐放开。
接着，中外文学名著的翻译出版也逐渐放开。
中外文学名著的翻译出版
从7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大规模译介西方文化思想、现代文学作品的持久热潮。这对“新时期文学”产生直接的影响。
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物——主要是20世纪以前的古典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得以大规模重印。
在80年代，文化界的译介重点转移到20世纪的西方文论和文学创作。当时中国语境中所称的“现代派文学”，成为关注的重点，并引发了从1978年到1982年针对“现代派”文学的论争。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重评和出版
在8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重评和出版，对“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产生重要的影响。除了现代文学传统名著的出版外，在50～70年代被忽视、贬抑的作家、流派的著作，也开始大量印行。
这些作品包括李金发、徐志摩、戴望舒的诗歌选集、全集，沈从文的作品集，30年代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钱钟书、师陀的小说，老舍、萧乾、废名在“当代”被湮没的一部分作品，路翎的小说，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的散文，胡风、朱光潜、李健吾的理论批评著作，“七月派”“中国新诗派”（“九叶派”）诗人的作品。
第17章 80年代文学概况
一、80年代文学过程
概述
1976年底“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并未实现从“文革文学”的转变。
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取材和艺术方法，仍是它的沿袭。
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取材和艺术方法，仍是它的沿袭。
“文革”模式的明显脱离始于1979年。在此之前，已有一些作品预示了这种“转变”的发生。如发表于1977年11月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和发表于1978年8月的短篇《伤痕》（卢新华）。
这些艺术上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征象：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启蒙观念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等。
这些艺术上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征象：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启蒙观念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等。
阶段划分
以1985年前后为界，80年代文学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
80年代前期
文学界在纷杂的思想文化“发掘”与“输入”的热潮中，寻求反叛“文革”模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文学话语资源。人道主义的启蒙精神、“现代派”文学等，是集中的关注点。
在这段时间，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都与对“文革”的批判、反思有关。
在这段时间，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都与对“文革”的批判、反思有关。
小说方面，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
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复出诗人”的“归来的歌”，和青年一代的“朦胧诗”创作。
承接“当代”的传统，戏剧（特别是话剧）主要是与“文革”有关的“社会问题剧”。
艺术观念和方法上更为深入的变革尚未受到关注。
总体而言，这个阶段文学的取材和主题，主要指向社会-政治层面，并大多具有社会-政治干预的性质。文学承担了政治预言与动员任务，扮演触及思想理论和文学“禁区”的先驱者角色，与公众的生活情感建立紧密关系；不同的政治观念、文学想象，以及权力结构中的利害关系，演化为一系列的论争与冲突。
80年代中期
文学界革新能量开始得到释放，创作、理论批评的创新出现“高潮”。因为1985年发生的众多文学事件，使这一年份成为作家、批评家眼中的转变的“标志”。
在文学“潮流”上，有文学“寻根”的提出，和由此产生的“寻根文学”。
另外则是“现代派”文学的出现。
另外则是“现代派”文学的出现。
小说上，出现了一批与“伤痕”“反思”小说在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如《冈底斯的诱惑》《你别无选择》《透明的红萝卜》。
诗歌上，“朦胧诗”已经“式微”。与此同时，出现了自称“第三代”（或“新生代”）的“朦胧诗”反叛者，进行各种先锋性的实验，改变了80年代前期的那种诗歌面貌。
此期间文学方法论兴起，这一年也被称为“方法年”。
80年代中后期
“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是热门话题。这些命题的提出，既延续了对文学在人的精神领域的独特地位的关切，也表现了对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启蒙精神的某种程度的“离异”。
清理文学承担的过多的社会责任，重新重视文学的“本体”“形式”问题；
注重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出现了分裂；
“日常生活”的“世俗”关注进入作家的视野。
注重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出现了分裂；
“日常生活”的“世俗”关注进入作家的视野。
“文学自觉”进一步发展；诗歌有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说法；
“先锋小说”出现并探索语言和叙述的可能性；
“日常生活写作”“个人写作”在各类文体中涌现。
“先锋小说”出现并探索语言和叙述的可能性；
“日常生活写作”“个人写作”在各类文体中涌现。
理论批评在80年代中后期也实行着“转换”。文学批评、研究从侧重“外部规律”（文学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转移到“内部规律”，着重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互相关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
在80年代后期，文学开始失去其在80年代初的显赫地位。这既是社会“转型”，公众的注意力从政治有所转移的表现，也是作家分化、大众文化兴起、“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边缘化必然产生的结果。
二、“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资源
对“五四”的承续
80年代，从“文革”中走出的人普遍认同“文革”是“封建主义”的“全面复辟”。因此，“新时期”存在着如“五四”那样的将人从蒙昧、从“现代迷信”中解放的“启蒙”的历史任务，在思想文化上，“新时期”也因此被看成是另一个“五四”。
文学界认为“五四”开启的启蒙的历史任务，由于民族危机、革命战争的原因，受到“挤压”，始终是未竟之业，“新时期”急迫的任务是将“反封建”作为“新时期”的“总任务”。于是，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成为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主要“武器”，是进行现实批判，推动文学观念更新的最主要的“话语资源”。
人道主义思潮
在“当代”，人道主义曾一度被列为禁区。
“新时期”重提这些问题时，就具有辩护、“冲破禁区”的理论形态。
“新时期”重提这些问题时，就具有辩护、“冲破禁区”的理论形态。
人道主义思潮首先表现在“伤痕文学”的创作，以及相关的评论文章中。
1979年初，朱光潜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是最初提出问题的文章。由于这种思想武器所发挥的批判力量和除旧布新的激情，人道主义及其持有者，在当时的文学界、知识界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在人道主义论争中，“异化”是其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先由王若水、周扬提出。1983年初周扬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由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中进行了系统批评。
1983～1984年间开展了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因为这一批判运动，在1984年告一段落。但随后又在哲学、文艺学上获得“主体论”“诗化哲学”等表达方式。
人道主义思潮在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前期）的文学创作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它被一些批评家概括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也被看做是“新时期文学”的总主题。
三、文学历史的“重写”
概述
对文学历史的“改写”“重写”，是文学“转折”实现的条件之一。
以新的历史图景取代原有的居主流地位的历史描述，为“新时期文学”提供历史依据，也提供建构“新时期文学”的思想艺术资源。
以新的历史图景取代原有的居主流地位的历史描述，为“新时期文学”提供历史依据，也提供建构“新时期文学”的思想艺术资源。
文学史研究界对“新时期”开始进行“翻转”式改写。
新的历史图式出现：新文学经由“五四”的辉煌和蓬勃生机，而不断下降，到“当代”跌入低谷，只是到了“新时期”才得以复兴。
“现代文学”远胜于与“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的“当代文学”。
新的历史图式出现：新文学经由“五四”的辉煌和蓬勃生机，而不断下降，到“当代”跌入低谷，只是到了“新时期”才得以复兴。
“现代文学”远胜于与“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的“当代文学”。
“重写”
“重写”在“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口号下，以显著或悄然的方式进行
重新建构文学史书写的理论依据和评价标准，是历史“重写”最重要的工作。启蒙主义、现代化成为取代阶级论的标准。
50～70年代大陆文学史存在的严重偏见和空白，激发了“重写”的极大的能量和激情。
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40年代“解放区文学”和当代50～70年代文学，逐渐失去其主导位置，它们的代表性作家、作品的“经典”地位发生动摇。
出现发掘、提升在“当代”受到忽视、湮没的作家、流派的热潮。这种“重写”也发生在鲁迅、茅盾、老舍、曹禺等一些历史地位似乎没有很大变化的作家身上。
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重写”活动因得到了具有文学史形态的理论表述（“新文学整体观”“20世纪中国文学”等命题的提出）而凝聚和加强，并以“走向世界文学”“文学现代化”和“回到文学自身”（“纯文学”）等作为它的目标和尺度。
一方面，中国正在开展的“现代化”运动，直接成为支持“现代派”文学的依据。
另一方面，“现代派”中的“非写实”的方法成为对抗当代确立的僵化的现实主义文学成规和语言，并将提供摆脱中国当代文学“时间上的滞后性，和空间上的边缘性”，以汇入“世界文学”的有效方案。
80年代引入“现代派”的参照系以“离弃”中国“左翼”文学传统的历史改写，在当时产生了创造的激情和空间。不过，所产生的偏颇在90年代变化的语境中也显露出来，而引起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另一向度的反思。
【名师点拨】新文学被描述为无产阶级文学在与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斗争中发生、发展到确立其主导地位的过程。这一历史描述，在“新时期”受到广泛质疑，文学史研究界开始进行“翻转”式的改写，新的历史图式逐渐浮现：新文学经由“五四”的辉煌和蓬勃生机而不断下降，到“当代”跌入低谷，只是到了“新时期”才得以复兴。
四、文学诸样式概况
“新时期”的文学诸样式
诗歌
尽管诗歌在八九十年代，在文学观念、方法方面的更新、探索常常走在文学其他样式的前面，但这并不能改变它的“边缘”地位。这不仅因为现代消费社会的必然趋势，同时也与新诗的合法性、诗人的“分裂”、诗歌活动的圈子化等有关。
从80年代诗歌艺术的总体状况看，为了能够更好地触及现代经验，出现了对中国新诗强大的“浪漫主义”抒情传统“修正”的潮流，“世俗”生活的细节和叙述性语言逐渐成为时尚。新诗面临的问题是：琐屑“叙事”与诗歌想象力、与精神高度的探索之间如何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小说
面对60年代以来小说“戏剧化”的倾向，40年代“京派”小说家倡导的“散文化”“现代派”中象征、意识流、变形等方法，以及明清白话小说传统，成为80年代小说艺术创新的重要依据。
“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等现实主义的规范意义下降，小说的“虚构”的权利得到承认。
对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以及对“叙事”的性质的重新思考。从创作情况来看，70年代末开始，中篇小说数量猛增，质量也有很大提高。这与中篇小说在对现实问题反应的速度，和作品的容量有很大关系。长篇小说在80年代也有一定的数量，但它的“高潮”要到90年代。
“戏剧危机”的讨论
戏剧存在的种种问题，引发了戏剧界“戏剧危机”的讨论。
对戏剧“功能”的再认识，以调整那种戏剧是回答社会问题，进行宣传教育最好的工具的流行看法，改变创作上抢题材、赶任务、说教等弊端。
“戏剧观”和艺术方法的多样化，改变当代创作上“易卜生模式”，和演剧体系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模式”的一统地位，达到对多种戏剧观和戏剧模式的开放。
即不仅肯定“写实”，也承认“写意”“象征”的戏剧存在的合理性，并且融合中西方戏曲的经验。
即不仅肯定“写实”，也承认“写意”“象征”的戏剧存在的合理性，并且融合中西方戏曲的经验。
80年代文艺上广泛的创新要求，在戏剧创作和演出上也得到表现。其中，高行健的《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等作品，在当时的文学、戏剧界产生较大反响。
散文
散文一方面要求从“戏剧化”模式中解放，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散文概念“窄化”的趋势。这是对“当代”散文范围“无边”和叙事性成为散文中心因素的情况的反拨；也与80年代文学强调“回归文学自身”的潮流有关。
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在80年代，曾有两次“高潮”。
一次是“文革”结束后不久，另一次是80年代末。
由于特定语境中新闻受到限制，报告文学有时承担了新闻的某些功能，以“文学”的形式来“报告”读者关心的社会新闻和现象，因此拥有大量读者。
一次是“文革”结束后不久，另一次是80年代末。
由于特定语境中新闻受到限制，报告文学有时承担了新闻的某些功能，以“文学”的形式来“报告”读者关心的社会新闻和现象，因此拥有大量读者。
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
沉重与紧张
即使是强调“纯文学”的作家，也摆脱不了时势关切和责任承担。作家的意识和题材状况，影响了80年代文学的“结构”和美感的形态。沉重、紧张是一种可以经常在作品中遭遇的基调。沉重与紧张，既指在情感上，也指在结构形态上。
探索与创新
探索、创新的强烈意识，是80年代文学的另一特征。
开放的环境提供的文学比较使作家产生中国当代文学“滞后”和“边缘”的尖锐感觉，他们普遍期望通过未曾涉猎的题材、未曾使用过的美学风格、运用新的艺术方法，发掘从前的“禁区”，偏移、颠覆当代文学“正统”的历史叙述，创造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艺术独创性的作品。
这既表明文学界的激情、活力和目标感，也表明因个人和整体面临的压力而过分的焦躁。
开放的环境提供的文学比较使作家产生中国当代文学“滞后”和“边缘”的尖锐感觉，他们普遍期望通过未曾涉猎的题材、未曾使用过的美学风格、运用新的艺术方法，发掘从前的“禁区”，偏移、颠覆当代文学“正统”的历史叙述，创造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艺术独创性的作品。
这既表明文学界的激情、活力和目标感，也表明因个人和整体面临的压力而过分的焦躁。
潮流化
持续的超越、创新的压力，给80年代文学带来“潮流化”的特征。
推动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作家经常采取组织运动、掀起潮流、发表宣言的方法，以推动其目标加速实现；批评家也热衷于归纳、命名文学现象的某些类同点，有意识地组织文学派别。
这种情形，表现为各种社团式的文学“圈子”大量出现，和创作上取材、主题、方法的趋近。
推动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作家经常采取组织运动、掀起潮流、发表宣言的方法，以推动其目标加速实现；批评家也热衷于归纳、命名文学现象的某些类同点，有意识地组织文学派别。
这种情形，表现为各种社团式的文学“圈子”大量出现，和创作上取材、主题、方法的趋近。
对于创作上的“社会性”和“类同化”的偏离，80年代末出现了强调表现个体经验的“个人化”写作。但是“个人化”在一个崇尚“潮流”的语境中，也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第18章 “归来者”的诗
一、“文革”后的诗歌变革
诗歌“复兴”的最初努力，是对诗人的“诚实”和诗歌的“真实性”的吁求。
这个时候的诗歌面临双重的“合法性”的诘难：一是当代诗歌相对于现代诗歌的“贫困”，另一是新诗相对于古典诗歌的“羸弱”。
因此，“诗歌危机”这一命题在70年代末又再次提出。
这个时候的诗歌面临双重的“合法性”的诘难：一是当代诗歌相对于现代诗歌的“贫困”，另一是新诗相对于古典诗歌的“羸弱”。
因此，“诗歌危机”这一命题在70年代末又再次提出。
同时，诗歌的变革力量也开始显露。以自办刊物《今天》为核心的，被称为“新诗潮”的先锋性诗歌群体，在思想观念和艺术方法上表现的创新精神，在当时思想、文学的“解放”运动中，处于前沿的位置。
政治诗
“政治诗”（或“政治抒情诗”）在“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里，它的兴盛得到继续。相比“十七年”，政治诗面貌出现一些调整
【诗歌主题】通常涉及对“文革”的批判、对“老一辈革命家”功绩的赞颂、表达重获“解放”的快感以及对“现代化”的呼唤。与此相关，诗歌朗诵、与歌舞配合的诗表演，在城市中又一次成为热潮。
【思想倾向】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干预”和批判精神，又强调对个人体验的加入，以及对现实社会问题在处理上的“超越”的追求。
政治诗作者除“复出”诗人外，一部分“文革”期间开始写作的青年诗人，也加入这一行列。如雷抒雁的长诗《小草在歌唱》，曲有源的“楼梯体”诗《关于入党动机》等。
不过，这种为“革命”和政治运动催生、推进的诗体，在“后革命”时代已失去其大规模存在的历史条件。80年代初政治诗的“集体出演”，是这一潮流在当代的“告别式”。
不过，这种为“革命”和政治运动催生、推进的诗体，在“后革命”时代已失去其大规模存在的历史条件。80年代初政治诗的“集体出演”，是这一潮流在当代的“告别式”。
诗歌“力量”的分裂
在80年代，不同诗歌“力量”的分裂，是诗界的重要现象。
这种分裂以“朦胧诗”的论争为其发端。
这种分裂以“朦胧诗”的论争为其发端。
在开始阶段，年轻的诗歌革新者曾试图获得主流诗界的支持，有的文学领导机构和刊物主持人也主张以开放态度来处理分歧，但1980年《今天》被迫停刊，一些权威诗人对“朦胧诗”采取了拒斥态度。
1983～1984年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兴起，中国作协、《诗刊》对“朦胧诗”和“崛起论”展开的批判，加剧了这一分裂。
此后到90年代初，诗界的不同部分，有分属自身的不同“区域”：这包括诗人聚合、写作、交流、评价的“圈子”，不同的传播渠道、方式等。
一部分有先锋、探索意味的诗人和诗歌群体，也期待得到“主流诗界”的认可；拥有权力和丰厚“文化资本”的“主流诗界”，也希望能接纳新的诗歌元素。因此，“分裂”的边界也不总是非常清晰。
诗歌环境的改善
比起50～70年代，80年代的诗歌环境有了许多改善，尤其是在可能获取的“诗歌资源”方面。
“五四”以来的新诗受到重新审视，过去受到压抑的，和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和诗派，被发掘并给予积极评价。
海峡对岸台湾50年代以来的诗歌理论和实践，也开始为大陆诗人和批评家所了解。
外国诗论和诗歌创作的大量译介，更是显要的事实。在80年代的诗歌发展过程中，外国诗歌和大陆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被革新者置于首要位置，作为激活诗创造的主要推动力。
80年代诗歌的特点
对于80年代的旨在偏离、反叛当代诗歌“传统”的“新诗潮”来说，“运动”是他们表现自身，引起关注的重要方式。通常采用的有：成立诗歌流派、社团，发表宣言，出版书刊，宣布断裂，引发争论等。
以诗歌主张来确立派别，“代际”的群体划分也被经常使用。
在开始阶段，艺术探索、革新的因素在诗歌运动中占有主要成分，到了后来，不同派别的划分与冲突，其动力更多来自对被“遮蔽”的焦虑和“去蔽”的“野心”。
二、“归来者”的诗
概述
1980年，艾青把他恢复创作后的第一本诗集命名为《归来的歌》，同时，流沙河、梁南也写了题为《归来》《归来的时刻》的作品。这个期间，“归来”是一种诗人现象，也是一个有众多诗人涉及的诗歌主题。
被称为“归来”（或“复出”）的诗人，主要有：
（1）50年代的“右派”诗人：艾青、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等；
（2）1955年“胡风集团”事件中罹难者：牛汉、绿原、曾卓等；
（3）因与政治有关的艺术观念，在五六十年代陆续从诗界“消失”的诗人：辛笛、陈敬容、郑敏等。
归来诗人的诗歌特点
归来诗人把生活道路的挫折、磨难所获得的体验，投射在他们的诗作中。
由于长时间沉落在社会底层，加深了对历史、人生体验的深度，使他们多少与六七十年代的诗风保持距离。
他们将这种“复出”，看做是回归原先置身的文化秩序的“中心”。
他们的作品呈现某些共同点，如某种“自叙传”的性质，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倾向等。
艾青“归来”后的诗歌创作
艾青诗歌的特点
个人体验和情感表达的外部障碍有所破除，艺术方法的选择也有了较为开阔的空间。
显示了饱经忧患而洞察人情世态的意识，情感的表达为“哲思”所充实。
语言、句式也趋于简洁凝练。
相比50年代前期，艾青80年代创作取得显著进展
艾青诗歌的主要类型
仍延续三四十年代的光明主题和关心社会时事政治的主题，如《光的赞歌》《在浪尖上》《清明时节雨纷纷》《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
侧重抒写个人情感、体验和思悟，如《鱼化石》《失去的岁月》等；
侧重对时代社会政治主题及社会公众性意绪、情态的传达；
表达个人性的哲理情思体悟。另外还有一些是随意取材、以小见大而深入浅出、托物说理的小诗，如《关于眼睛》《盆景》《互相被发现》等。
艾青复出后的诗作大抵可分为四种类型
艾青“归来”诗歌的局限
艾青“文革”后的写作仍继续坚持“写作自由”“独立创作”的理念，但其创造力、精神强度、与世界建立的联系的独特程度以及对于生命和语言的敏感，都没有能追及30年代至40年代初那段时间的成就。
【名师点拨】“复出”后，艾青贯注精力于《在浪尖上》《四海之内皆兄弟》等长诗的写作，期望从纵深、开阔的时空基座上，来把握民族、以至人类的历史过程，提出由生命过程所感悟的历史哲学。
公刘“归来”后的诗歌创作
公刘坎坷的经历，使其“归来”后的诗，摒弃了50年代的清新明快和火一样激情的喷发。代表作品有《刑场》《为灵魂辩护》《竹问》等。
大都直面现实和历史问题，表达对现代迷信的造神运动、民主与法制、诗与政治等社会思想问题的思考。
在诗中进行社会批判，由于联系自身灵魂的观照反省，使诗具有坦诚的动人素质。
诗歌的情感基调是痛苦的冷峻；未曾尝试以幽默、嘲讽来缓解这种愤激。
诗中常运用大量的以设问为核心的排比句式，来构成诗人所称的“大哭大笑”的宣泄方式。尽管他的视点与现实政治问题过于靠近，而为了获得情感的酣畅表达又使诗缺乏控制。
他的写作真诚地实践了他一再申明的诗歌准则：“没有灵魂的诗是诗的赝品。”
邵燕祥“归来”后的诗歌创作
邵燕祥复出后的诗延续了社会批判的立场，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取材倾向，尖锐的论辩色彩，是他80年代最初一批作品的特征。如《愤怒的蟋蟀》《中国又有了诗歌》《历史的耻辱柱》等。
他的诗有情感体验细致幽微的一面，常带有古典式的温婉。
他的诗也有着强烈的社会干预意识和不容折衷的正义感，承续了50年代的青春的诗情，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不苟且的正直秉性和为了维护思想情感独立性所作的努力。
80年代后期开始，邵燕祥的主要力量放在杂文、随笔的写作上。
他找到了更适合于他融入社会和人生的文字载体。
他找到了更适合于他融入社会和人生的文字载体。
流沙河“归来”后的诗歌创作
1957年，流沙河因写作散文诗《草木篇》和编辑诗刊《星星》而成为“右派”。归来后的作品，多表达对这段岁月的伤感，青春年华无法追回的失落。
一些作品写得委婉、细密、苦涩、凄清，如《情诗六首》《梦西安》《蝶》等，记录在“遇难”时得到的情感慰藉。
另一些作品则是诙谐的谣曲体制（《故园九咏》等），以调侃、揶揄、自嘲的语调写出，在对环境的抨击中，有普通人可资慰藉的温暖情意，以及对自己的懦弱的自责和无力主宰自身命运时的自尊。
蔡其矫“归来”后的诗歌创作
诗歌创作的道路
蔡其矫是当代的重要诗人，从40年代开始创作以来，他的写作一直没有中断。
40年代写于解放区的一些诗（《兵车在急雨中前进》《张家口》），可以见到惠特曼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自由体诗的影响，即以自由体诗的体式，表达诗人的感受和情绪。
50年代，他的诗作被冠以“唯美主义”（《南曲》《红豆》）和“反现实主义”（《川江号子》《雾中汉水》）的标签，多次受到批判。
60年代，蔡其矫并没有放弃写作，其未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在当地文学青年中传抄，影响了包括舒婷等在内的青年诗人的写作。
蔡其矫非常鼓励青年诗人的探索活动，特别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都曾得到过他的声援和支持。
诗歌创作的特点
他强调诗人的创造应以“全人类的文化成果”作为背景。他处理的题材、诗歌想象方式和语言，更多接受西方浪漫派诗歌的影响。
他认为诗“必须是从整个心灵、希望、记忆和感触的喷泉里射出来的”，和一些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诗人一样，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感和政治意识。
他以对大自然的挚爱和对人的关怀，写了大量的爱情诗、山水诗和表现故乡人文地理、历史习俗的风物诗。女性的美和大自然的美，是他经常涉及的诗歌主题。他常从自然中找到比喻和意象，并在对自然的描述中，贯注人的活泼的生命。
人道主义是贯穿他诗歌的精神线索。他坚持对人类未来的信心，认为诗人可能是一座桥梁，经过斗争，来联结现实和梦想，将美和欢乐带给世界。
在艺术方法上，他称自己处在“传统和创新的中途”，他的任务是“过渡”：既不向“传统贴然就范，也不转向退出，而是在两者之间自立境界”。
昌耀“归来”后的诗歌创作
90年代后期，昌耀诗的价值开始得到诗歌界的重视。
诗歌创作历程
50年代初，他编选流传于青海、甘肃一带的民歌，辑为《花儿与少年》。后因发表《林中试笛》获罪，成为“右派分子”。
保存下来的写于50年代前期的诗篇（均在80年代才得以发表），表现他对于西北有着原始野性的荒漠、以及“被这土地所雕刻”的民族的奇异感受。
“复出”后，在《寓言》等作品里，曾有对文革岁月的浓重哀伤，但他的写作很快就与50年代的诗歌主题相衔接，继续表现对心魂所系的高原的挚爱。如《乡愁》《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等。
诗歌创作的特点
昌耀将个人坎坷的人生体验融入一个民族的历史生活之中，使他倾心于贯穿不同历史时代的古老然而新鲜的命题：对爱和生命的审视和吟咏。
他从古老的、带有原始表征并且世代绵延不息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美，尤其是在艰苦、充满磨难的人生境遇中发挥的生命的勇武、伟力和韧性。
昌耀冷峻、雄浑的诗行中，流贯着英雄的血脉，与这种体现伟力和“内在质感”的诗质相伴随的，是他诗中强烈的悲剧性的因素，表现为对生命的不幸，对或悲哀，或壮烈的死亡的深切不安与关切。
昌耀的诗中有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形而上的孤独感”，并在其后期愈发扩大、加深。
诗歌的价值
昌耀对诗有一种“殉道者”“苦修者”的执著态度。他的诗歌的重要价值，是从50年代就离开当代“主流诗歌”的语言系统，抗拒那些语汇、喻象，那些想象、表述方式。
为凸现质感和力度，他的语言是充分“散文化”的，他注重内在的节奏，常有意采用奇谲的语汇、句式，并将现代汉语与文言词语、句式相交错，形成突兀、冲撞、紧张的效果。
诗的意象，一方面是高原的历史传说、神话，另一方面是实存的民族世俗生活和细节。在他看来，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追求和最高贵的精神品质，就存在于日常的生活形态中，这也转化为诗的情感内涵和形态的构成因素。
三、诗歌流派的确认
在80年代，对绿原、曾卓、穆旦等人的诗歌价值、经验的阐释，既是新诗史的“重写”，也是“新时期”诗歌“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
七月诗派
1980年，发生于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得到“平反”，被迫害的作家（大多数为诗人）所蒙受的冤情得以更正。
他们中的一些人陆续重返诗界，“七月诗派”的名誉也得到恢复。1981年，绿原、牛汉编选的七月诗派这一诗歌群体的诗合集《白色花》出版。
他们中的一些人陆续重返诗界，“七月诗派”的名誉也得到恢复。1981年，绿原、牛汉编选的七月诗派这一诗歌群体的诗合集《白色花》出版。
代表人物
“七月诗派”的诗人中，牛汉、绿原、曾卓、彭燕郊、鲁藜、罗洛、冀汸等写得较多。特别是牛汉，写作持续不断，成为八九十年代的重要诗人之一。
“七月诗派”诗歌创作的特点
他们在苦难的年代写诗，又为诗蒙受苦难。
七月诗派“复出”后，以人生的苦难体验作为基点，去把握历史的特征。
在诗的体式上，仍然依循他们的自由体诗传统，追求感情表达和语言运用上的自然、朴素、流畅；但与他们早期的诗相比，也看出对“控制”的重视。
九叶诗派
和“七月诗派”不同，在50～70年代，并没有“中国新诗派”（九叶派）的名称；80年代对这个流派的确认，具有明显的“重塑”的性质。1981年《九叶集》出版，“九叶”派才成为一个概念，用来概括以穆旦、曾卓、郑敏为代表的创作。
“九叶”流派的“确认”，和“文革”后当代诗歌的艺术取向有直接关联。但此后，多数诗人的创作已难以和他们40年代的成果相比，只有郑敏最近二十多年的写作（包括诗歌理论研究），在当代诗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曾卓
30年代到1944年，是曾卓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1955年因为“胡风集团”案件被捕入狱后，其创作的诗作，一部分是为孩子们写的《给少年们的诗》，另一部分则是有关受难者情感和信念的记载，而后者是其写作的基本主题。
表现出落寞而不甘沉沦，遭遗弃而不倦地重新确定位置，品尝孤独渴望被接纳的心态，虽有所怨恨但更多的是爱和信念。
诗中期待着理解、友谊、爱情，将思绪情感寄托于自然“物象”。
相比其他“七月”诗人“复出”后的诗，曾卓有温煦的一面，其节奏与意象具有逼人的感染力，凄苦中带有一些甜蜜。
绿原
绿原的第一部诗集是由胡风出版的《童话》。在阴冷的背景中，仍葆有纯真心灵，构撰梦幻般的境界。其后，诗转向直面现实、揭发时弊的风格。80年代绿原创作了《又一个哥伦布》《重读<圣经>》等引人瞩目的诗歌，描写了与他命运相似的受难者，并对“文革”中各式人物进行刻画。
由于环境和心理因素的变化，以往的直率、热烈的风格，为冷静的语调所取代。作品具有“理念化”和“书卷气”倾向，选材与表现都更平淡、自然，哲思更多蕴涵于信手拈来的吟咏中，这是一个年老的学者更容易趋近的诗艺境界。
牛汉
在“复出”的“七月”诗人中，牛汉是成绩显著并对自身的局限做出不断调整的超越者。牛汉是坚持诗和人生一体的诗人：诗是人的生命的实现，而生命又因诗得以丰富。80年代初，牛汉影响最大的是“文革”间写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在80年代才公开发表的作品。
牛汉所经验的人生创伤和刚强，在“大自然”的创伤中找到诗歌构型的方式。它们涉及美丽生命因毁灭的悲伤，和陷于困境而精神不屈的骄傲。如《鹰的诞生》《半棵树》《蚯蚓的血》《麂子，不要朝这边跑》等。其中《华南虎》常被看做是这个时期牛汉的“代表作”，并视为诗人精神性格的“自我写照”。
除了这些情感激烈的作品之外，牛汉的另一些诗，如《悼念一棵枫树》，情绪会流溢般散播于以自然物作为客体的叙述中，作为情感、体验的映象的自然物，也超出简单比喻、象征的关系。
物我对应的诗意构成方式，是牛汉这个时期作品的基本形态。
80年代后期，牛汉意识到这种方式已趋于“固化”，并可能成为束缚，他开始了对这一“模式”的挣脱和超越，由此出现了写作上的“裂变”。他超越40年代“七月诗派”对完整、自足的生命个体的信心，察觉了它的内在裂缝和它的限度。这一体验，开拓了诗歌经验和想象力空间，并导致新的词语、表现方式的出现。
牛汉诗歌的创作在拥有确定、执著、坚韧的诗性品格的同时，也表现了对另一品格——流动扩展，谦虚，探询，随物赋形——的倾慕。
穆旦
诗歌创作历程
40年代，处于创作高潮的穆旦，被认为是最能表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令人痛苦的自觉性”的诗人。他对于民族、历史的审察，常常深入到对内心的剖析中，如《控诉》。个体探索、挖掘的主题，在后来的写作中继续伸展，如《葬歌》《我的叔父死了》。
穆旦并没有亲历“新时期”的“复出”，1976年生命临近终点的最后的半年多里，穆旦又创作了《智慧之歌》《演出》《冥想》《自己》《停电之后》《秋》《冬》等二十几首诗。这是走过曲折的生命之途，“歇脚”时的回望和沉思。
晚年诗歌创作的特点
有一些触及社会情势，更多的仍是对现代生存境遇中个体生命，对现代知识者心理悲剧的质询与揭示。这些作品，已少有40年代的尖锐、紧张，节奏也趋于平缓，其用语朴素、冷静，为回想的语调所笼罩。
诗句中处处闪烁因“时间”积淀于心的睿智、怀疑、反讽的精神态度，奥登式的语言方式也仍随处可见。
郑敏
恢复写作的努力
在郑敏恢复写作初期尚欠缺特色的诗中，值得称道的是其对青年时代的记忆。在这里，她寻找到与“年轻”时期艺术的衔接点，并将它转化为创作的起点。
在创作实践上，一是与自然、与人的生活建立起一种身心参与的默契与亲切感；二是战胜观察、思考上的狭窄视角，从纷纭的现象中体会到平凡，又从平凡中探寻深奥，在事物面前保持虚心、坦率的探寻的态度。
诗艺“修复”上所要建立的连接，除了自身的创作实践外，也包括运用熟悉的里尔克、冯至等的诗歌经验，形成抒情格调和冥想的哲理氛围。
主要作品及艺术特色
组诗是郑敏常用的写作方式。她的作品有许多思绪和哲理，需要有一种阻断，但又以连绵延续的形式加以表达。
1986年的《心象》组诗，是郑敏“找到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自己的风格”的标志。其后诗作对历史、音乐、宗教等都有所表达，形式上运用“格律”手法，并以宗教式的虔诚对“死亡”这一不断涉及的主题进行处理，如《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写于90年代初的十四行组诗《诗人与死》，是评论界和作者本人都重视的作品。后来的《诗与形组诗》，被作者称为“试验的诗”，是借用中国古典绝句写的短诗。
第19章 新诗潮
一、《今天》与朦胧诗
80年代，当代诗歌中的创新活力，主要来自崛起的，以青年诗人为主体的新诗潮。新诗潮是适应“文革”结束后社会政治、诗歌文化环境的变化，在目标上与“当代”前30年的诗歌主流“断裂”的诗歌思潮。由于其一时难以得到主流的认可，因此大多采用“非正式”的发表方式：传抄，自办诗报、诗刊，自印诗集等。
《今天》
《今天》由北岛、芒克等主编，1978年12月创刊于北京，是最早创办且影响广泛，并成为新诗潮标志的自办刊物。
内容
《今天》共出版9期，发表了食指、芒克、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的写于“文革”期间和写于当时的作品；其中，不少后来被看做是朦胧诗的代表作。
主张
创刊号上署名“本刊编辑部”的《致读者》，在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来批判“文革”实行的“文化专制”之后，表达了这些革新者的“创世纪”式的激情和主张。
《今天》诗人地位的确立
在对《今天》为代表的新诗潮的评价中，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对这一诗歌潮流给予热情支持。各地的刊物，也都陆续刊发青年诗人的作品；其中，具有新锐的探索性的作品，占有显要位置。
朦胧诗
朦胧诗的诗学贡献
《今天》或朦胧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但其成员在诗歌精神和探索意向上具有共同点。
诗歌写作上对“个体”精神价值的强调，是首要的一点。《今天》和朦胧诗的“启蒙主义”激情，历史承担的崇高（但也有些自恋的姿态），突破“当代”诗歌语言、想象模式的变革，对当时的诗界形成强烈冲击，也给后继者提供了前行的动力和经验。
虽说朦胧诗的命名常为人所诟病，但它的价值也许又正在于“朦胧”。
朦胧、晦涩在“当代”中国，并非单纯的风格层面的问题。
朦胧、晦涩在“当代”中国，并非单纯的风格层面的问题。
朦胧诗与当时“环境”构成的紧张冲突，根源于它的语言的“异质性”，它表现了某种程度的“语言的反叛”：“拒绝所谓的透明度，就是拒绝与单一的符号系统”的“合作”。
朦胧诗地位的确立
朦胧诗在论争中确立其地位，同时也建构了自身的“秩序”。这涉及朦胧诗的定义，“代表性”成员、“经典”文本的确立等诸多方面；也涉及朦胧诗与《今天》、与“文革”中的“地下诗歌”等的关系的理解。
由于朦胧诗地位开始显赫，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代诗歌“复兴”的标志，80年代中期以后，建构将朦胧诗包含在内的，与当代“主流”诗歌剥离（甚至“对抗”）的诗歌史线索，受到批评界的重视。
朦胧诗地位的确立，推动了发掘被压抑诗歌的工作，一方面对作品进行进一步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另一方面是新诗潮历史脉络的“清理”和意义的阐释。
其中对食指重要性的指认，和“白洋淀诗群”面貌的浮现，是最重要的成果。
其中对食指重要性的指认，和“白洋淀诗群”面貌的浮现，是最重要的成果。
二、新生代或“第三代诗”
朦胧诗的退潮
1983年以后，《今天》作为“诗群”已不存在，朦胧诗的新锐势头也在衰减。
部分原因在于朦胧诗影响扩大所产生的大量模仿、复制，诗艺本来有限的革新被过度挥霍。
“更年轻的一代”认为，朦胧诗虽然开启了探索的前景，但远不是终结，它被过早“经典化”；诗歌表现领域和诗歌语言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社会生活“世俗化”的加速，公众高涨的政治热情有所滑落，读者对诗的想象也发生变化。国家赋予诗（文学）政治动员、历史叙述责任承担的强度明显降低。
新诗潮后续者大多出生于60年代，他们获得的体验和朦胧诗所表达的政治伦理不尽相同，不可能无保留地接受雄辩、诘问、宣告的叙述模式。
“纯文学”“纯诗”的想象，已成为80年代中期文学界创新力量的主要目标。
新生代或“第三代诗”的产生
新诗歌的“突围”
新诗潮后继者利用一段时间掌握的媒体，来制造大规模的断裂、哗变景观。1986年10月，《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安徽合肥）联手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陈列了朦胧诗后自称的“诗派”60余家。
新生代（“第三代诗”）采取组织诗歌社团、发表宣言的“运动”方式开展。其参与者的集结地，主要分布在南方的四川、上海、南京一带。新生代或“第三代诗”的称谓后来也得到广泛使用，虽然对这些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南京的他们文学社
概况
他们文学社创立于1984年冬，成员有韩东、于坚、陆忆敏、丁当、朱文等人。《他们》为其代表刊物。就《他们》主要成员及其影响而言，在八九十年代的诗歌语境中，其诗歌品质的共同点可以予以辨认。
创作主张
他们文学社共同主张为“回到诗歌本身”“回到个人”，以及语言上对于“日常口语”的重视。
有些作品还呈现出“存心抹煞想象与本质的界限”的倾向，因此被批评家称为“表现出更刻骨的阴影、疲竭和黑暗”的“日常还原主义”集团。
某些诗作的干净、清晰，具体的语言形态，呈现了中国新诗此前较为少见的风貌。
韩东这个期间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也一度成为引起争议的诗学论题。
上海的“新生代”
概况
80年代中期，上海的“新生代”显示了另一重要向度：关注城市人的生活与精神处境，诗艺上重视控制的“古典主义”趋向。主要人物有孟浪、刘漫流、王寅、陆忆敏等，其组织的诗社有“海上”“大陆”“撒娇”等。其中最重要的“诗群”是“海上”。出版总共只有4期的《海上》诗刊。
“海上”诗群
诗人们的孤独感，源自生活在这个东方大都市的“无根”的、纷乱的状态所带来的精神焦虑，他们试图通过诗歌“恢复人的魅力”，使作品普遍有更多的“知性”色彩和矜持的“贵族”气息。一些作品主要描写城市日常生活的荒诞，人的孤独。死亡是经常涉及的主题。另外，怀旧作为一种“逃离”或“自救”的方式，也普遍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四川的“新生代”
从1984年开始的以后几年里，四川是“新生代”实验诗歌最活跃的地区。
“现代史诗”的写作
四川的“新生代”最先引人注目的是“现代史诗”的写作。他们以“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不同的名称来概括艺术追求。“整体主义”的倡导者有石光华、杨远宏等，“新传统主义”的人物则是廖亦武、欧阳江河。他们倾向于从南方的远古习俗、神话传说取材，诗中密集着各种典故、传说，语言呈现出怪异、艰涩和复杂的特点。
“莽汉”诗派
“莽汉”主要成员有万夏、马松、李亚伟等。其中李亚伟的《中文系》流传颇广。
艺术特点
以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为宣言，作品中表现了一种“反文化”的姿态。
认为诗就是最天才的鬼想象，最武断的认为和最不要脸的夸张。
玩世不恭的调侃、嘲讽姿态，随意性、口语化的语调，是相近的风格。
“非非”
“非非主义”源于1986年5月周伦佑、蓝马、杨黎等编辑、印行的名为《非非》的“诗歌交流资料”和《非非年鉴》，代表人物有杨黎、蓝马、何小竹等。
“非非主义”的核心是“前文化”的“还原”，即感觉、意识、语言获得原初的存在状态；而其现实指向，则是对“既有”知识思想、逻辑、价值、语言的“逃避”“超越”和“拆解”。他们的出版物中，理论文章占居重要部分。相比起他们长篇累牍的理论文章来，其诗歌创作显得逊色。
“女性诗歌”
80年代，“女性诗歌”通常与翟永明、陆忆敏、王小妮、唐亚平、伊蕾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翟永明的《女人》（组诗）及其序言《黑夜的意识》，陆忆敏的《美国妇女杂志》常被看做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开端的标志性作品。唐亚平的主要作品有组诗《黑色沙漠》；伊蕾反响最大、争议最多的作品则是《独身女人的卧室》。
艺术特征
“黑夜”以及与“黑色”相关的语象在她们手里被作了集束性的、刻骨铭心的、有时近于夸张程度的使用；
“自白”的叙述方式，也被看成是“女性诗歌”的要素。
三、新诗潮主要诗人（一）
食指
在“朦胧诗”潮流中，食指并未受到广泛注意。他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作为被埋没的有价值诗人“发掘”的。
他的写作的贡献，主要是在个体经验发现的基础上，对当时诗歌语言系统的某种程度的偏离。这一点对后来诗歌革新者有重要的启示。
他的写作的贡献，主要是在个体经验发现的基础上，对当时诗歌语言系统的某种程度的偏离。这一点对后来诗歌革新者有重要的启示。
食指早期诗歌特点
《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为其代表作，诗中出现的有着深刻精神体验的“细节”。
在诗体形式和抒情方法上，食指与当代“十七年”诗歌有许多联系。
对于疼痛、依恋和因脚下土地飘移而惶恐的感觉，是有着历史印痕的个体经验的表达。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作品概述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食指以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背景创作的一首离别诗。表达了对故乡、母亲、文明的眷恋以及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恐惧。
艺术特色
以真率朴素的态度，将个体的真实而独特的经验彰显出来；
幻觉意象与“蒙太奇”式的幻觉描写是这首诗的独特之处；
对个人感受的强烈表现，其浪漫主义情感借用现代主义的象喻手法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
在语言形式方面，他的诗几乎是四行一节，节奏逶迤回环，非常适合朗诵。
《相信未来》
此诗的感人之处在于它向茫然无措的一代知青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抚慰和救助，体现出了普遍的人性价值，肯定了人的梦想。
无论“蜘蛛网”“灰烬”“枯藤”，还是“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都无法扼杀由苦难喂养大的一代青年的信仰，都挫败不了千千万万颗向上的明亮的心灵。这正是当时知青们共同的思想感情。
无论“蜘蛛网”“灰烬”“枯藤”，还是“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都无法扼杀由苦难喂养大的一代青年的信仰，都挫败不了千千万万颗向上的明亮的心灵。这正是当时知青们共同的思想感情。
食指的后期诗歌
八九十年代，因为精神分裂症，食指多数时间生活在北京的社会福利院，但仍坚持诗歌写作。
其后期的作品，显得沉稳、有更多的哲理意味。
他经常涉及诗人的责任与荣誉，写作持续的可能和写作的有效性等问题。
同时对于孤独、痛苦、死亡，他表达了以诗“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的信心。
其后期的作品，显得沉稳、有更多的哲理意味。
他经常涉及诗人的责任与荣誉，写作持续的可能和写作的有效性等问题。
同时对于孤独、痛苦、死亡，他表达了以诗“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的信心。
芒克
芒克是“白洋淀诗群”代表人物之一，是在白洋淀乡村居住时间最长、后来仍与它保持联系的诗人。
诗歌特点
诗的内容写对于美、温情，对有着耕种、成熟和收割的生活的幻梦，写这种幻梦与“时代”的冲突；诗中能清晰看到针对历史压力所做出的想象性反应。
芒克并不直接对“历史”“政治”发言，虽然也和这个时期的诗人一样，喜欢赋予作品哲理、思索的色彩，但他的突出之处是诗中呈现的“感性”。
“无论从诗歌行为还是语言文本上，都始终体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自然’的风格”。
“自然的风格”，可以发掘的多层涵义是：率真、任性的生活和写作态度；重视感性的质朴、清新的语言和抒情风格；想象、诗意上与大自然的接近和融入。
“自然的风格”，可以发掘的多层涵义是：率真、任性的生活和写作态度；重视感性的质朴、清新的语言和抒情风格；想象、诗意上与大自然的接近和融入。
多多
多多白洋淀时期的诗尚存40余首。其中有《无题》《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能够》《致太阳》等，有不难分辨的社会政治的主题。
但后来多多对这类作品并不特别重视。
但后来多多对这类作品并不特别重视。
诗歌特点
对于处境的怨恨锐利的突入，对生命痛苦的感知，想象、语言上的激烈、桀骜不逊，这些趋向，构成其诗的基本素质，并在后来不断延续、伸展。
他的诗作中也不乏运用机智的反讽来控制这一激烈的情感和词语的“风暴”。
诗中随处可见的“超现实”的“现代感性”，不完全出于技巧上让人目眩的考虑，而有更深层的对于“诗歌真实”的理解。
诗中随处可见的“超现实”的“现代感性”，不完全出于技巧上让人目眩的考虑，而有更深层的对于“诗歌真实”的理解。
他通过对痛苦的认知，对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
北岛
北岛在70年代初开始写诗。“文革”后期写过《波动》《幸福大街十三号》等中短篇小说。他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诗，主要表达一种怀疑、否定的精神，以及在理想世界的争取中，对虚幻的期许，对缺乏人性内容的生活的拒绝。
70年代诗歌创作的特点
沉重、悲壮是北岛此时诗的主调。
偶尔也会有稍显笨拙的柔情；而严肃的主题时或呈现嘲讽、幽默的处理方式。
偶尔也会有稍显笨拙的柔情；而严肃的主题时或呈现嘲讽、幽默的处理方式。
朦胧诗时期的作品，象征意象往往有明确的指向，形成可以作意义归纳的符号“体系”。象征性意象密集并置产生的对比、撞击，在诗中形成了“悖谬性情境”，来表现复杂的精神内容和心理冲突，是这个时期北岛最重要的诗艺特征。
《回答》
北岛作为第一批从黑暗里醒来的先觉者，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摆出了拒绝的姿态，写下了警句般的诗句。这些诗句如晴空霹雳，振聋发聩，揭示了灾难年代对美好事物的戕害、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践踏。北岛毫不妥协的斗士精神赋予其诗歌以悲愤冷峻的格调，同时也营造出了一种孤独、凄苦的诗性意绪。
80年代的诗歌创作
诗中明确的社会政治取向已趋于模糊。这其实是发展了前期诗中不被读者更多注意的部分。
通过对于社会、人生的弱点和缺陷的批判，希望能到达人类历史的普遍本质。
语言、情感也朝着简洁、内敛的方向发展。
顾城
诗歌的特点
顾成早期的诗是一些片断句子，记录对纷乱的社会生活的反应。如《一代人》，其中既有对“文革”的批判，又没有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受到异口同声的称赞。
其后转变以一个“任性的孩子”的感觉，在诗中创造一个与城市、与世俗社会对立的“彼岸”世界。因此在80年代初，被称为“童话诗人”。自然既是他所要建造的理想世界的蓝图，也是构建这一诗的世界的主要材料。
“超现实”的梦境的想象方式，在他80年代中期的短诗（《应世》《内画》《方舟》《如期而来的不幸》）中有广泛运用。
同时他运用简单、平淡的词句，表达“纯粹”的赞赏。
同时他运用简单、平淡的词句，表达“纯粹”的赞赏。
他在诗和生活中偏执地保持与现实的间隔，实行“自我放逐”。
不过，与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使他为命运等问题所缠绕。
特别是“死亡”，成为后期诗歌的持续性主题，并越来越散发出神秘的悲剧意味。
不过，与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使他为命运等问题所缠绕。
特别是“死亡”，成为后期诗歌的持续性主题，并越来越散发出神秘的悲剧意味。
《一代人》
《一代人》是顾城于1979年创作的一首小诗。这首诗以一组单纯的意象构成了对过去文革岁月的隐喻，反映了“一代人”心灵史的缩影。全诗意象单纯、简约、自然；个人情感的表达中贯穿社会情感的投射；富有激进色彩。
舒婷
舒婷是《今天》的撰稿者之一。1980年《福建文学》“关于新诗创作问题”围绕她的作品展开的讨论，并把她放到“新诗潮”的中心位置。
诗歌创作特点
自我情感和心理过程的揭示，是舒婷诗歌的独特之处。她通过内心的映照来辐射外部世界，捕捉生活现象所激起的情感反应，探索人与人的情感联系。
她的诗接续了新诗中表达个人内心情感的这一在50～70年代受到压制的线索。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历史责任”所构成的精神压力，以及女性个体忧伤、需要呵护的愿望，如《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致橡树》等。
舒婷诗的意象，多来自她生活的地域的自然景物。她偏爱修饰性的词语，也大量使用假设、让步、转折等句式。这与她曲折的内心情感的表达相关。
杨炼和江河
早期创作
在《今天》的诗人中，杨炼和江河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常被诗评家放置在一起谈论。
这是由他们最初的作品的相似点导致的
“新诗潮”的初始阶段，内涵含混的“自我表现”被认为是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江河、杨炼对此却存在异议。
他们的诗歌显示了作者介入“历史”的强烈欲望，也表明作者试图通过对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探寻，来获得对现实问题和历史的认知。
以“自我”的历史来归纳民族历史，既是感知角度，也是由这一视角转化的抒情方式。
自由体的长诗（或组诗），是他们使用的基本体式。
作品的“个性”特征相对模糊，感知和抒情方式在浑厚中透出内在的单薄。
80年代江河的创作
这一时期江河的主要作品是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理性叙说和激情冲突的风格明显淡化，从喧腾、躁动走向温情、平静，甚或某些抛弃英雄姿态的“衰老”。
80年代杨炼的创作
离开了社会性主题之后，杨炼从古代神话传说，从古迹，从史书典籍取材，并构建了一系列的“体系性”的长诗（《礼魂》《西藏》《逝者》《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等），以表现对人类生存、人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的关系的理解。结构的庞大繁复，诗歌意象的密集艰涩是主要特点。
80年代后期杨炼的诗中继续了冥想、哲思的风格。组诗仍是经常采用的形式，“死亡”“鬼魂”也仍是诗歌写作的主题，但诗的展开方式与长诗不同，开始走向节制、简约。
梁小斌
在1980年发表的《雪白的墙》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奠定了梁小斌在青年探索诗潮中的地位。诗歌以刚刚结束的“文革”历史作为心理背景，叙说了曾一度迷失但仍坚持追寻人生理想的少年，在开启“美好的一切”钥匙的惶惑，具有社会历史意义。梁小斌的诗在单纯中以小见大，在看似平静中有精神的激荡，呈现着一种特有的明朗、清新、拙朴而又深沉的风貌。
四、新诗潮主要诗人（二）
韩东
韩东写诗之初曾受“朦胧诗”的影响，自《你见过大海》《山民》《有关大雁塔》后，诗风开始转变。
诗歌创作的特点
韩东的诗习惯采用平淡、近于冷漠的陈述语调和具体、朴素、清晰的语词。
这种反刻意的，强调生活琐屑、平庸的“日常性”的诗歌方式，在当时曾产生有震撼力的效应。
这种反刻意的，强调生活琐屑、平庸的“日常性”的诗歌方式，在当时曾产生有震撼力的效应。
他的作品其实带有争辩的意味，它们质疑的是以象征、隐喻的网络为构架，作为抒情、想象的基本依托，“意义”由此得以发掘或粘贴的当代诗歌想象方式。
他的写作实践的是直接、具体地触及人的生活情状，在与日常生活保持审美诗意的敏感，来探索诗与真理的关系，以及对清晰、朴素、简洁的语言的重视。
他对固有经验有一定的警觉，重视生活中习见的隐微细节，并从中发现新鲜的体验。但对一些未明的复杂和陌生，有时也表现了犹疑的生涩。
于坚
于坚的诗作可分为三个阶段
80年代初以云南人文地理环境为背景的“高原诗”于坚的“高原诗”写故乡云南的自然山川，并在诗中流露出温情与敬畏，如《高原》《作品57号》。
80年代中期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口语化写作“拒绝隐喻”是于坚的主张之一，这与他的诗回到“日常生活”的要求相关，并形成了一种朴素、直接的口语写作，并形成重视“语感”的诗风。
90年代以来“更注重语言作为存在之现象”。90年代于坚有多种创新实验，如运用更为冷静、精细的解剖方式，并不断在诗歌体制、形式上进行修改、挑战，为诗歌写作的当代拓展注入活力。
翟永明
翟永明1984年组诗《女人》（及其后组诗《静安庄》）的发表，是当时“先锋诗歌”写作的一个“事件”。她从对自己的强烈关注出发，被称为“第三代诗歌”中的“女性诗歌”的代言人。
诗歌写作特征
对个人经验的深入捕捉，激情与神秘幻象的交缠，语言与内心经历的呼应，自我质询的尖锐，对建构的非理性世界的控制，是翟永明作品“反宣泄”的显要特征。
对于诗歌界将其写作“女性主义”归类，她总是持警觉的态度。在她看来，身份、主义虽然不可能回避，但是，诗、文学更不可或缺。
她努力避免为自己的诗歌做出某种标签式的概括，不刻意地追求诗中的历史感、时代感。
90年代中期以后，翟永明的写作有明显变化，从侧重内心剖析，转向对“外部”生活、细节的陈述。词语色调，诗的结构、体式，也更灵活多样，增添了过去诗中较少见到的幽默、嘲讽、戏仿等“喜剧”因素，同时作品的古典色彩也更加强烈。
海子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上卧轨自杀。在短暂的七年的创作史上，留下了几万行诗。其创作完整的有三百首抒情诗，三部长诗（《土地》《弥赛亚》《遗址》），一幕诗剧（《太阳》）和一部幻想、仪式剧（《弑》），另有大量的未及展开的断章、札记。
海子的短诗
他的短诗单纯、简洁、流畅、想象力充沛，语词在浪漫、梦幻中飞翔。他的抒情诗充满了神启式的灵悟意味，笔下的事物放射着不同凡响的灵性之光。
少年的乡村生活经验，在诗中构成一个质朴、诗化的幻象世界。
麦子、村庄、月亮、天空、少女、桃花等带有“原型”意味的意象是基本元素。
麦子、村庄、月亮、天空、少女、桃花等带有“原型”意味的意象是基本元素。
他越来越体验到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因此诗中还充满着一种绝望的、执著地认同死亡的情感，但这种绝望并不显得颓废，而是显得异常壮美。
海子的“大诗”
海子以但丁、歌德、莎士比亚为榜样，写作“大诗”。为此，他收集家乡的故事、传说以提炼大诗所需的事件，锤炼了从谣曲、咒语到箴言、律令的多种诗歌语体的写作经验，并集中到对“真理”、对“永恒”的思索、追问的焦点上。
海子的长诗表达了一位年轻的天才诗人对历史、宇宙、生命与人心的神性的、哲学与艺术的理解，他借鉴西方史诗的结构经验，以太阳、盲诗人、祭司、豹子、马、鹰、石头、血等意象为元素，为他的史诗“自创”出一套神话象征体系。海子坚持的是一种“反经验”的写作理想，依据现有的传统诗歌经验是难以完全解读他的。
诗人之死
一连串的诗人死亡事件（海子、骆一禾、戈麦、顾城，以及后来徐迟、昌耀的自杀），“诗人之死”在90年代是被广泛谈论的话题。除去有关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的猜测、分析不论，诸多论述，在与19世纪末以来国外诗人自杀现象联系起来之后，大多集中在这些现象的文化象征意义，即个体生命价值、意义与所处的时代的紧张关系的方面。
海子最后的自杀，当然不排除有世俗意义上的精神痛苦，但更重要的是来自他伟大诗歌理想的内心幻象的驱策，惨烈的行为构成了他伟大诗歌创造理想的一个环节，这也是其行为和诗歌相互印证得出的较为合理的结论。
【名师点拨】朦胧诗是本章的重点，可结合代表人物舒婷的诗作理解这一诗派的艺术特征。另外，还应注意海子单纯、简洁、流畅、想象力充沛的短诗，以及他以但丁、歌德、莎士比亚为榜样，写作“史诗”（或其所说的“大诗”），知晓其诗歌的思想价值。
第20章 历史创伤的记忆
一、创伤记忆与历史反思
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对“文革”伤痕的揭发和反思是文学的中心主题。批评界对这一创作潮流，先后使用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改革文学”的类型概念。它们都是“文革”亲历者讲述的创伤记忆，或以这种记忆为背景。这些概念既是对文学事实的概括，同时也推动这些文学潮流的建构。
伤痕文学
1977年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8年卢新华的短篇《伤痕》的发表，促使以揭发“文革”造成的肉体、灵魂伤害为主旨的作品大量涌现；“伤痕文学”的称谓，正与这些作品的出现相关。
其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是所表达的对个体生命的关切，揭露“文革”对“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同时，也根源于它们为“文革”中“沦落”的知识分子“正名”，以及企图重建知识分子启蒙者角色和“主体性”地位。
其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是所表达的对个体生命的关切，揭露“文革”对“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同时，也根源于它们为“文革”中“沦落”的知识分子“正名”，以及企图重建知识分子启蒙者角色和“主体性”地位。
《伤痕》
内容概述
小说讲述一个家庭在“文革”期间的悲惨遭遇，一个信奉革命真理的女孩，在母亲被造反派揭露出是革命的“叛徒”之后，立即断绝了与母亲的关系，离家出走。但她由此也承担着母亲的政治过错给她造成的后果，在政治上无法进步，与相爱的男友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她只能放弃一切美好的希望，一个人孤苦伶仃、痛苦地生活下去。粉碎“四人帮”后，她才知道母亲的问题乃是冤案，她怀着激动和难过的心情星夜赶回家看望久别的母亲，但母亲却因为遭受精神与肉体的迫害，在女儿快要到来前的几小时内去世。
艺术特点
小说虽然还显幼稚，但十分简洁细致，人物悲剧性的命运可以在一些细节的刻画中真切地呈现出来。
小说令人震惊地提示出“伤痕”不仅仅印在父母辈的身上，也铭刻在青年一代的心灵上。
《班主任》
内容概述
小说以一个班主任的视角，来看几位学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时的精神状态，揭示“文化大革命”实行的文化专制给中国的一代青少年带来的恶劣影响，从而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
人物塑造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流氓式的男孩宋宝琦，在班主任张俊石的眼里，这个男孩就是被“四人帮”推行的毁灭知识文化的极左路线戕害的产物。而另一个主人公谢惠敏受到“四人帮”的毒害更深。她是一个本质纯正、品行端庄的好学生，向往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但实际却是一个思想僵化、眼界狭隘、没有任何判断能力的盲从者。她的头脑已经被“四人帮”的愚民政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所控制。
“伤痕文学”的其他作品
“伤痕”作品的主要内容，可大致区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写知识分子、国家官员受到的迫害与他们的抗争；
一是写“知青”的命运，以高昂的热情和献身的决心投入这场革命，却成为献身目标的“牺牲品”。
一是写知识分子、国家官员受到的迫害与他们的抗争；
一是写“知青”的命运，以高昂的热情和献身的决心投入这场革命，却成为献身目标的“牺牲品”。
《献身》（陆文夫）、《从森林来的孩子》（张洁）、
《醒来吧，弟弟》（刘心武）、《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
《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等。
《醒来吧，弟弟》（刘心武）、《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
《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等。
“反思文学”
暴露“文革”的创作潮流，在经过了感伤书写阶段之后，加强了有关历史责任的探究的成分，并将“文革”的灾难，上溯到“当代”五六十年代的某些重要的历史段落。对这种变化的描述，导致了“反思文学（小说）”概念的普遍使用。
“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的关系
当时的一种说法是：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深化”指的是超越暴露、控诉的情感式宣泄，引入思考、理性分析的成分。但“深化”又可以理解为将对“伤痕”的表达和历史责任的探究，纳入权力机构已经做出清理的有关“当代史”叙述的轨道。
“反思文学”的特点
“反思”作品的主题动机和艺术结构，表现了作家这样的认识：“文革”并非突发事件，其思想动机、行为方式、心理基础，已存在于“当代”历史之中，并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民族文化、心理的积习相关。
“反思文学”揭示“文革”对“现代化”的阻滞和压抑。
反思小说常以中心人物的生活道路，来连结“新中国”（甚至更长的历史时间）的重要社会政治事件。作品中的“命运感”，具体可感的生活细节，使观念框架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
“反思文学”的作品
【短篇】《李顾大造屋》（高晓声）、《“漏斗户”主》（高晓声）、
《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小贩世家》（陆文夫）；
【中篇】《布礼》（王蒙）、《蝴蝶》（王蒙）、《人到中年》（谌容）、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洗礼》（韦君宜）、《美食家》（陆文夫）；
【长篇】《芙蓉镇》（古华）等。
《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小贩世家》（陆文夫）；
【中篇】《布礼》（王蒙）、《蝴蝶》（王蒙）、《人到中年》（谌容）、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洗礼》（韦君宜）、《美食家》（陆文夫）；
【长篇】《芙蓉镇》（古华）等。
“改革小说”
“改革文学”面对“伤痕”和“废墟”，呼唤城市、乡村的“现代化”目标。
蒋子龙等是这个时期特别关注“改革”这一题材的作家。
蒋子龙等是这个时期特别关注“改革”这一题材的作家。
《乔厂长上任记》
内容概述
作品塑造了一个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改革家的形象。乔光朴面对车间管理混乱，工人自由散漫，保守势力顽固不化等重重困难，依靠大智大勇力挽狂澜。乔光朴最大胆的改革措施就是抓住企业自主权，这是“文革”后中国企业改革迈出的关键的第一步，鲜明体现了那个时期迫切需要的改革精神。
思想特点
所有那个时代的弊端与困惑，都在这部文学作品里有所呈现，并获得想象性的满足。
乔光朴是在现实主义的文学规范下书写的典型形象，一个文学重建现实乌托邦里的神话英雄，他反映和表达了那个时期的焦灼的历史愿望。
这篇小说不仅仅是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也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一部及时的启示录。
“改革文学”的其他作品
《沉重的翅膀》（张洁）、《花园街五号》（李国文），以及贾平凹、张炜的一些小说。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叙事特点
在叙事方式上，这期间反思“文革”、表现社会改革的小说，大多可以归入现代中国小说颇为发达的“问题小说”的类型。围绕所提出的问题而展开的“观念性结构”，为许多作品所使用。
作家主体意识的增强，对感性体验和人物性格、命运的独立性的尊重，推动他们寻找一种“平衡”，尽力避免陷入当代那种演绎观念的写作套路。
作品常以中心人物的生活道路，来连结“新中国”的重要社会政治事件。
二、三部中篇小说
“文革”后期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几个中、短篇小说，是最初的反思性讲述的重要例证。
三部小说的简介
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初稿完成于1972年，曾以手抄和打印本形式流传。没有完整的情节，也没有通常小说的人物描写和性格刻画。思辨、说理色彩和强烈的感情抒发是作品的构成要素。对未明道路的充满浪漫激情的思考、辩论，使这一抒情性作品弥漫着一种紧张、焦躁的情绪。
赵振开（北岛）的《波动》写于1974年，也曾以手抄本形式传阅。小说围绕青年人（肖凌、杨讯、白华、林媛媛等）的命运展开，写他们精神上的扭曲，对“荒谬”所作的抗争，但在展现他们存在的环境上，比《情书》要较为开阔。
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中有关历史“含混性”的思考，对理性力量和人控制历史的信心的疑虑，是当时所涉及的问题中最激动人心、而又最具争议性的。由于小说对这些诱人问题叙述、讨论的热忱和真诚，对此“写实小说”违逆“写实”成规的种种瑕疵，读者有可能忽略不计。
三部小说的艺术特点
这三部中篇对“文革”现实的批判，主要从精神悲剧的角度展开。作品都涉及知识青年人生道路的问题，也写到原先确立的信仰的溃散，并为他们的“精神叛逆”的合法性辩护。
三部小说从思想和精神价值取向上，包容了在80年代思想论争和文学创作中广泛涉及的观念和命题。比如“存在主义”，“新启蒙”的精英意识。
三部小说对精神出路的规划有所差异
《情书》张扬的是超人式的“精英主义”，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先觉者的骄傲。
《波动》则坚持一种人性的理想，但也质疑、破坏一种把握历史、预言未来的自信；作品表达了悲观，同时也试图反抗悲观。
《晚霞》提出了宗教式的心灵完善，作为拯救和自赎的理想道路，“超越”了80年代“思想主潮”的启蒙主义意识形态，“超越”乐观的历史进化论，因此，作品不仅受到文坛“守旧者”的批评，也受到“思想解放”先锋的拒绝。
三、“复出”作家的历史叙述
“复出”作家的特点
这些作家的多数，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确立其政治信仰、文学立场的。
许多人具有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受到西方的古典作品和“五四”作家创作的影响，这些思想在部分作品中成为作家思想情感中的主导因素。
他们“复出”之后，个人的和社会的创伤记忆，很自然地成为这个时期创作取材的中心。
王蒙
王蒙以“文革”和“当代史”为题材的作品（《最宝贵的》《表姐》《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海的梦》《相见时难》等），表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控制力，以及重视心灵现实、重视历史理念的思辨剖析的倾向。
创作思想
王蒙作品与流行的揭露、控诉的题材和情感方式保持距离，虽然有的作品也采用流行的以当代历史事件为结构框架，但重视对心灵和历史理念的剖析。
投身革命事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当代的生活、情感际遇，是他小说不断开掘的土层。
他主要作品的基本主题是知识个体与他所献身的“理想社会”之间无法挣脱的复杂、缠绕关系。小说的主人公一开始都具有独特年代所赋予的理想化信念，并热情参与对“新世界”的创造。但“理想社会”不仅没有能够提供实践信念的条件，反而使献身者受到伤害，陷入精神上的迷误。
在一些作品那里，历史和个人曲折命运会被归结为某一浮浅的政治命题；但在同一作品或另外的篇章中，又有深沉的人生感悟浮现。
对于历史和自身的反省态度，使他的小说避免了普遍性的感伤，不过思想信仰有时也被抽离了具体的历史形态和实践内容，在他的小说中成为不可分析、怀疑的教条，转化为对人的压迫的力量：这一思想框架的封闭性，限制了思想境域的拓展。
艺术探索
80年代初的《布礼》《蝴蝶》《春之声》《夜的眼》，采用了主要写人物意识流动，并以之组织情节，结构作品的叙事方法，这在“现代派”热的当时，被看做是学习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成果。
《名医梁有志传》《球星奇遇记》和《坚硬的稀粥》等作品中，使用戏谑、夸张，带有荒诞色彩的寓言风格，似乎有意离开了规范的“写实”小说的路子。
王蒙关心的，是对于心理、情绪、意识、印象的分析和联想式的叙述。这形成了一种流动倾泄的叙述方式：语词上的变化和多样组合，不断展开的变化的句式，对于夸张、机智、幽默才能的充分展示等等。
在“叙述之流”中，也不乏鲜活的细节和场面的刻画。当然，当叙述者有时过分迷醉于叙述过程所体现的智力和语言运用的优越感时，也会情不自禁失去控制，在“文体”上出现欠缺“厚度”的松散。
张贤亮
张贤亮的小说故事，大多发生于西北地区的乡村。
从题材上说，一部分写80年代农村、工厂的经济改革，如长篇《男人的风格》，中篇《龙种》《河的子孙》；另一主要部分则以自己近二十年的“苦难生活”经历为素材，如《土牢情话》《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被看作是他的代表性作品。
从题材上说，一部分写80年代农村、工厂的经济改革，如长篇《男人的风格》，中篇《龙种》《河的子孙》；另一主要部分则以自己近二十年的“苦难生活”经历为素材，如《土牢情话》《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被看作是他的代表性作品。
艺术贡献
细致、“逼真”地在作品中展开的生活情境和人物复杂心理活动。
小说带有强烈的“自叙传”色彩，其结构模式和人物设计，无意中接续了某些“传统”因素（才子佳人模式），后来成为限制其发展的因素。
歌颂了底层劳动者坚韧的生命力和灵魂的美，他们抚慰了知识分子濒于崩溃的生命，成为超越苦难的力量。
动人的爱情故事成为作品的重要结构因素，而知识者的懦弱、委琐，与这些底层女性的无私、热烈，形成鲜明对比。
《绿化树》
作品概述
小说描写了知识分子章永璘从劳改农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安身在另一个荒原上的农场，他一旦果腹就开始研读马克思哲学与《资本论》。他还靠着自己的聪明，掌握了“盘火炕”的高超技术，并且获得了有“美国饭店”之称的美女工人马缨花的青睐，她无私地通过各种方式来抚慰他受伤的身心。最后，因为时局的变动，章永璘得以离开荒原，也最后失去了这位兼有“圣母”和“妖女”双重色彩的女性。
艺术特色
在《绿化树》中，他把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写成崇高史，通过灵与肉的双重磨难，抹去主体的苦难伤痕，也就抹去了历史的非理性，抹去了历史的荒诞性。在他笔下，主体在任何给定的磨难中，都能感受到爱与美，主体并没有因蒙受苦难而异化，而是在特殊的情境中，痛苦最终造就了他。
高晓声
高晓声的作品以表现当代农民的命运著称，如短篇《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作品。
题材取向
人物的坎坷经历与当代各个时期的政治事件、农村政策之间的关联，是其作品的基本结构方式。
描写当代农民性格心理的“文化矛盾”。从当代历史发生的挫折与传统文化积习相关的理解出发，揭示了农民这一“文化群体”的行为、心理和思维方式的特征。
因为在探索当代农民悲剧命运的根源上，提出了农民自身责任的问题，因此，这些小说被批评家看做是继续了鲁迅有关“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艺术特点
小说的语言平实质朴而有韵味，叙述从容、清晰。
善于在叙述中提炼有表现力的细节，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
他的有节制的幽默常以不经意的方式传达出来，在对人物适度的嘲讽中蕴涵着浓郁的温情，表现了一种将心比心的体谅。
刘心武
刘心武1977年发表《班主任》，随后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短篇，提出“文革”在青少年心灵上留下的“内伤”及“后遗症”问题。
题材取向
以北京市民作为表现对象。80年代，刘心武以人道主义的精神立场，关注作为社会个体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和处境。
80年代后期，以“纪实小说”形式，发表《5·19长镜头》《王府井万花筒》《公共汽车咏叹调》，写北京市民的生活和文化心态，被称为“京味都市小说”。
进入90年代，他提出“大众文学精致化，精致文学大众化”的构想，试图沟通“雅”“俗”，并在通俗刊物上连载具有通俗小说形态的中篇《一窗灯火》。
创作思想
他在文化论争中所表达的观点和其写作实践本身，显示了部分在80年代呼唤“救救孩子”，持精英“启蒙”立场的作家在90年代的“市民化”转向。
他也为这种“市民化”趋向设限，事实上仍坚持内在的“精英”本位。这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某种“身份”设计：以“精英”文化身份去表现、引领“大众”，又以想象性的“大众”心态来阐释和认同“转型”的现实。
从维熙
其作品多描写受难的知识分子在监狱和劳改队的状况，如《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等，被批评界称为“大墙内小说”，或“大墙文学”。
从取材上说，读者容易联系起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古拉格群岛》。但从维熙继承的是传统戏曲、小说的历史观，这种道德化的历史观，制约了从维熙小说的艺术形态：人物被处理为某种道德“符号”，着力刻画的“正面人物”，都显现为灵魂“纯净”，道德“完美”。
【名师点拨】重点掌握“复出”作家的主要特点，他们中的大多数接受了共产社会理想的许诺，愿意以“阶级论”和“集体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另外，需了解从维熙的悲情浪漫小说的艺术局限主要是把历史运动，看做是善恶、忠奸的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
四、“知青小说”的演变
“知青小说”的涵义
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作品的内容，主要有关“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也包括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如返城以后的情况。
70年代末到80年代，发表过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作家有韩少功、孔捷生、郑义、王安忆、史铁生、张炜、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柯云路等。
知青的“历史位置”与知青作家的写作
“知青文学”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他们与“复出”作家有相似的意识，即书写与国家社会政治紧密关联的个人经历。但与“复出”作家相比，“知青”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生活意义，却是可疑和含混不明的，因此他们持续不断为一代人的青春立言，证明其价值和合法性。
在小说形态上和内在情绪上，并不热衷于以个体的活动来联结重大历史事件，也较少那种自以为已洞察历史和人生真谛的圆满和自得，而是有更多的惶惑，和产生于寻求的不安和焦虑。
由于“知青”历史位置与现实处境的不确定，因此，“知青小说”对于“文革”叙述，一开始就呈现出体验和阐释的多向性。
知青小说的阶段性演变
早期的知青小说，更着重于对“文革”悲剧的感伤揭露：青春、信念的被埋葬，心灵受到的扭曲。
在越过这种悲剧揭露的方式之后，一部分创作，在视点、情感处理和叙述方法上出现了变化。变化缘于“知青运动”的结束与大批“知青”返城后的复杂处境。对于归来的“游子”，城市并不是原先企望的理想“天堂”。
梁晓声为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献身精神作证。坚决捍卫这“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的价值，是他八九十年代小说的核心内容。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雨》《雪城》等作品中，他持续地坚持一种分明的道德立场，在文体上表现的是粗犷、悲壮，偏爱营造情感高潮场面的浪漫戏剧风格。
80年代，张承志、史铁生离开为社会政治事件做出裁决的视角，而从“民间生活”中提炼有生命力的人性品格，作为更新自我和社会的精神力量。
对有“知青”经历的作家来说，“文革”初期与后期的“知青”，在叙述历史上也可能会有区别。
李晓由于家庭出身等方面的原因，“文革”中不能成为“主力”，被排除在“运动”之外。“旁观者”的角色有可能察觉置身事态者难以发现，或被忽略的种种。李晓从描写“知青”返城后的情况如《继续操练》《机关轶事》《关于行规的闲话》等，转向追叙这些权势场上的“弄潮儿”“文革”中的经历，如《屋顶的青草》《小镇上的罗曼史》《七十二小时的战争》。
后来，“知青”对自身经历的回顾（尤其是回忆录），逐渐转化为现实的“成功者”的怀旧，对昔日“辉煌”的构造，历史反思、批判的色彩消褪。
五、几位小说家的创作
韩少功
韩少功开始是“知青作家”，也是文学“寻根”的主要倡导者。1985年的《文学的根》一文，表达了“寻根”派的某些重要观点。此后发表的小说《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火宅》等，可以看做是对于“寻根”主张的实践。
在这些小说中，生活细节的写实性的描述，与变形、荒诞的方法，哲理性的寓意等，方式不同地结合在一起，展示近乎静态、封闭的湘楚地域的“原始性文化”，和这种文化所哺育的“群体”性格。
《爸爸爸》
这篇小说以寓言化的叙述，通过湘西村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力图再现一种原始生存的景象，并在其中找寻浪漫的文化源泉、生命的信仰和精神的力量。然而，在实际的叙事中，作家的这一意图并未实现，相反他倒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文化悖论中
丙崽是一个侏儒、白痴，他的全部语言只有两句：“爸爸爸”“×妈妈”。他的存在象征了民族文化中原始、畸形、丑陋和愚顽的一面。滞重、古朴的叙述语调，和阴郁、压抑的总体气氛，显示了对于这一衰败腐朽的“种族”的悲观。
《马桥词典》
内容概述
故事以叙事者下乡当知青的年代为主体，向上追溯到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片段，向下延伸到改革开放以后，着重讲的是70年代马桥乡的各色人物与风俗情景。
艺术特色
开创了“词典体小说”，将故事的文学性隐藏在词典的叙事形式里，以词条诠释的方式引申文学故事；
马桥民间语言的运用，即马桥活在马桥话里。通过被遮蔽的民间词语来展现被遮蔽的民间生活。
阿城
代表作品有《棋王》，以及之后发表了的《树王》《孩子王》，和总题“遍地风流”的一组短篇。
阿城的作品虽以“知青”生活为题材，却难以归入一般意义的“知青小说”。政治事件和社会矛盾在作品中已被淡化，而从基本的生存活动上表现“芸芸众生”的“文革”生活。“寻根”在阿城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理想的精神，作为人对世俗生活超越的凭借。
阿城重视文学民族传统的继承。小说采用略带幽默的白描的叙述方式，语言自然、素朴，但不浅俗；重视人物、事件直接呈现，抑制叙述人的过分干预。这些，都可以见出对明清白话小说语言和叙事方式的借鉴。作品对“超脱哲学”的精神境界进行了渲染，本身便具有历史的“批判性”。
史铁生
史铁生初期有小说《午餐半小时》等，带有暴露“阴暗面”文学的特征。后发表于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以“自传体”的叙述语调，赞美在带有“原始”生活、生产方式特征的山村中的朴素、动人的人性，拓展了“知青文学”的视野。
创作特点
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史铁生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也超越了肉身痛苦的层面，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
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一般也不接触现实政治、性别、国族等炙热议题。写作于他而言，是对个人精神历程探索的叙述，但叙述的意义又不限于个人。
对于“残疾人”的生存状况、意义的持续关注，对于欲望、死亡、痛苦、人的孤独处境等的探索，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和宗教感。
情节、故事趋于淡化，思辨、议论和寓言成分，构成他后来小说的主要因素。有的作品，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叙述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如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批评家称之为哲学小说。
张炜
80年代早期的小说，写农村青年男女的浪漫情感。从中篇《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开始，包括长篇《古船》《九月寓言》，对生活的复杂性的展示加强，并常在开阔的历史背景中，通过家族、阶级等矛盾交织的人物关系，来展示山东半岛农村社会变革中政治、经济、伦理的冲突。
艺术特点
张炜的作品与他同时期写作的散文随笔，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对社会文化现实的批判立场，和以理想主义的人文精神为基尺的呼唤“大地”的情怀。
张炜的精神世界，既有俄罗斯文学的血脉，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悲悯”。
《九月寓言》
主要内容
《九月寓言》描写的是一组发生在田野里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小村”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历史。这部作品由三类故事组成：一类是传说中的小村故事，一类是民间口头创作的故事，还有一类是现实中的小村故事。
主题意蕴
作品通过展现小村的历史，再现了人性与兽性的搏斗、善良与邪恶的冲突、保守与愚昧对社会进程的阻碍，慨叹了小村最终会在工业开发的炮声中崩溃、瓦解、消失的悲剧性命运，表达了作者对小村人重新激发蓬勃生命力的期望。
艺术特色
多个叙事视角的介入；
寓言的虚拟性与现实的真实感相互交错；
不确定的时间概念使得故事本身与时代背景相分离；
独特的天地境界；
神奇、惊险、刺激、怪诞的民间故事的穿插。
张承志
1982年张承志发表第一篇作品《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在“知青”的乡村经历被普遍叙述为灾难的文学潮流中，他坚持在严峻的现实里发现理想的光彩。《黑骏马》和《北方的河》的发表，确立了张承志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艺术特色
他的小说有散文化的倾向和“浪漫主义”的格调，这表现为作品中不懈的对于理想的坚守和追求和那种抒情、宣泄的表达方式。
他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如《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北方的河》等，都与对理想的无条件的捍卫、追求、牺牲的主旨相关；其高扬的精神资源发掘地，也主要以生活于内蒙草原，特别是西北黄土高原的蒙古族、回族的历史和现实为对象。
后期创作中的宗教意绪得到展开和凸现，并成为对抗现代金钱社会的理想、道德衰败的根据，例如《心灵史》。
他创造了一种真挚情感铺陈，语言之流倾泄的整体叙述形态。
第21章 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一）
一、文学的“寻根”
在80年代中期，“寻根”是重要思想文化潮流，这一潮流因为发生相关的事件，获得标志性的命名，也获得推动的力量。
“寻根文学”的产生
“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事件，是指始于1984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的会议提出的命题，以及会议参加者后来对这一命题的阐释。参加者主要是以“知青作家”为主的中青年作家、批评家，他们纷纷撰文发表有关文学“寻根”的见解。
会后，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被看做是这一文学运动的“宣言”。此外郑万隆《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文章，以及汪曾祺《受戒》、王蒙《在伊犁》等小说的发表，被追溯为文学“寻根”思潮的源头。
在这一思潮影响扩大的情况下，或者是作家创作上的有意追求，或者是批评家理论阐释上文本搜求的需要，一时间，被列入“寻根文学”名下的作品骤增。
“寻根”作品主要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杨炼的大型组诗《礼魂》，阿城的《棋王》《遍地风流》，郑义的《远村》《老井》，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王安忆的《小鲍庄》，张炜的《古船》等。
“寻根文学”产生的原因
外部动机
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当代文学的状况等方面考虑，文学“寻根”的提出有其必然性。“寻根文学”既是以“反传统”“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新启蒙”强大思潮的延续与推进，也是“新启蒙”在政治改革受挫后“文化热”转向的结果。
文学界经历了80年代前期政治社会层面的批判之后，产生了将“反思”引入事物“本原”意义的追溯的趋向，以探索“历史失误”与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之间的关系。
中西文化再次的强烈“碰撞”，使文化比较和不同文化的价值观的评价重新凸显。一些作家就此认为，以“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寻找民族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构成（即“根”），将能为民族精神的修复，为“现代化”的进程提供可靠的根基。
内部动机
在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状况有了较多了解之后，迫切要求文学“走向世界”的作家意识到：追随西方即使模仿地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艺术创造。他们认为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对“文化岩层”的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凿”之中。
美国作家福克纳和南美洲借助本土资源在20世纪后半期取得的成果给当时作家极大的信心。迫切希望摆脱困境的年轻作家们认为，如果将自己的文学创造植根于悠久而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以中国人的感受性来改造西方的观念和形式，将有可能产生别开生面的成果。
寻根文学的批评和质疑
寻根文学在文学取材和主题意旨上，纷纷潜入僻远、原始、蛮荒的地域和生活形态，而忽略对现实社会人生问题和矛盾的揭示。
文学“寻根”作为一个事件（或运动）很快就不再存在，但是它的能量却持久发散。对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文学写作表现领域的转移，审美空间的拓展，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寻根”与小说艺术形态
文学“寻根”的提出，对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对地域因素的追求
不少作家认识到，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的日常生活，是艺术美感滋生的丰厚土壤，并有可能使对个体命运与对社会、对民族历史的深刻表现融为一体。“寻根”小说对于世俗日常生活的相关风俗、地域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对民俗在小说情调、氛围、人的心理表现出重要的理解。作品因作家出生地理环境的不同，以及叙述手法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特色，如陆文夫的苏州系列，邓友梅的旧北京系列，冯骥才的“津门系列”等。
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
一方面，倡导“寻根”的“知青”身份作家在“文革”后接触到了丰富而深厚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倾慕；
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更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出“规范”和“不规范”的区分：对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规范”的体制化的“传统”，持更多的拒斥、批判的态度；而认为在野史、传说、民歌、偏远地域的民情风俗，以及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中，有更多的文化“精华”——这延续了“新启蒙”的批判立场。
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更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出“规范”和“不规范”的区分：对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规范”的体制化的“传统”，持更多的拒斥、批判的态度；而认为在野史、传说、民歌、偏远地域的民情风俗，以及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中，有更多的文化“精华”——这延续了“新启蒙”的批判立场。
小说艺术的探索
一些作家受到诸如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启发，把对于生活情景、细节的真实描述与幻想、象征、寓言的因素糅合，创造一种独特的艺术情境；而以现代意识来审察中国传统审美思维、表达方法，开发传统小说的艺术要素，成为艺术创造更主要的追求。
具体表现
对整体情调、氛围营造的重现；
语言向着平淡、节制、简洁的方向倾斜；
小说的章法、结构、叙事方式有时向古代小说取法。
三、风俗乡土小说
京味小说
80年代，北京记忆的书写成为一个文学现象，并出现了“京味文学”的概念。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以及汪曾祺、苏叔阳等，在一段时间都致力于这方面的写作。
京味文学的写作特点
由于普遍地存在一种对城市悠久文化标识和精神失落的忧虑，不少作品带有浓厚“挽歌式”怀旧情调。
北京地域方言（京白），四合院的空间布局及其生活方式，对“旧时”人物的兴趣，构成这个时期“京味小说”几个基本特征。
90年代之后具有这一艺术形态的“京味小说”创作得到继续，也出现了一些受到好评的作品，如叶广岑写上层旗人在现代生活变迁的长篇《采桑子》。
邓友梅
创作题材及主要作品
邓友梅“文革”后写的小说，有“写北京的和写京外的”两套笔墨；创作取材上，基本上与其生活经历相对应。写“京外”的作品有《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凉山月》《别了，濑户内海》等。受到好评的则是写“京内”的那些中短篇：《话说陶然亭》《寻找画儿韩》《那五》《烟壶》《索七的后人》《“四海居”轶话》等。
艺术特点
小说中的人物类型丰富，阶层广泛，多表现他们在19世纪末期以来急剧的社会变动中，与社会大潮的龃龉、冲突，和经历的社会边缘化的命运，使他们的性格、言谈举止中，蕴涵了社会文化变迁的刻痕。
在处理社会风俗（风俗民情、仪式礼节、典章文物等）与故事、人物描写之间的关系上，邓友梅力求两者在叙述上形成有机结构的关系，让风俗等成为推动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动力。
叙述者对于失去生命活力的“帝都”衰败文化的揭发和对于蕴藏于风俗文物中的文化神韵的着迷，交织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这种矛盾性常以蕴和的态度表现。避免了过分和外显，这使各种冲突的因素在小说中得到控制。
作品有时比较“平淡”，加上作品对小说“劝诫”功能的追求，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受到削弱，影响了面对历史和现实时的体验深度。
陈建功
陈建功的创作有两个系列，
一是以感伤笔调写知青和知识分子遭遇，如《迷乱的星空》和《飘逝的花头巾》，
另一是表现居住于小胡同、大杂院里的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这成为他创作成绩的标志。
总题为“谈天说地”的作品有《丹凤眼》《京西有个骚鞑子》《辘轳把胡同九号》《放生》等，其中社会变迁中的市民心态，得到细致的刻画。
一是以感伤笔调写知青和知识分子遭遇，如《迷乱的星空》和《飘逝的花头巾》，
另一是表现居住于小胡同、大杂院里的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这成为他创作成绩的标志。
总题为“谈天说地”的作品有《丹凤眼》《京西有个骚鞑子》《辘轳把胡同九号》《放生》等，其中社会变迁中的市民心态，得到细致的刻画。
80年代早期作品（如《辘轳把胡同九号》），有较明显的“国民性”批判的启蒙视角，后来，目睹“传统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文明的侵袭下崩解的图景”，逐渐增强挽歌式的怀旧基调。
冯骥才
冯骥才7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1977年出版历史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著）、《红灯照》。随后，对“文革”的反思成为冯骥才持续创作的主题。
“文革”题材小说
冯骥才代表作品有《雕花烟斗》《铺花的歧路》《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感谢生活》等。其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常是处于逆境的人物苦难生活的支撑，构成作品的“底色”。
“怪世奇谈”系列小说
这一系列写发生在天津的“闲杂人和稀奇事”，具有“地道的天津味”。因此，批评家称这些小说为“津味小说”。
主要作品有《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炮打双灯》等。
主要作品有《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炮打双灯》等。
创作特点
部分作品取材于“文化遗迹”，如女人的缠足等。人物的命运、生活方式和这些“文化”现象有密切关联，甚至人物就是某种“文化”的化身。
常采用章回体，并以天津方言、俗语作为小说语言的主体。
重视通俗小说的故事性和传奇色彩的融入，加强娱乐性的传奇因素。不过，又并非要创作单纯的“通俗小说”，严肃的思想批判深度也为他所追求。
追溯鲁迅的“寻找劣根性”的思路，试图以历史的眼光来廓清复杂、丑陋现象产生的根据。
陆文夫
陆文夫在“文革”后发表《献身》等不久，很快离开“伤痕”写作阶段，把反思放置在城市文化与个人命运关联的背景中进行。
其小说对苏州市井风情和对这个城市的文化体验有明显的描写，这在人物性格、日常生活细节描写和语言运用上都有形迹可寻的表现。其代表作品《小贩世家》《井》《美食家》等叙述张弛有序，语言幽默富于韵味。
其小说对苏州市井风情和对这个城市的文化体验有明显的描写，这在人物性格、日常生活细节描写和语言运用上都有形迹可寻的表现。其代表作品《小贩世家》《井》《美食家》等叙述张弛有序，语言幽默富于韵味。
四、几位小说家的创作
汪曾祺
汪曾祺是为数不很多难以归类的作家之一，他以独立的姿态，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写作，表现他熟悉的、经过他的情感、心智沉淀的记忆。代表作品有小说集《邂逅集》，代表小说有《受戒》《大淖记事》等，80年代后有《晚饭花集》《茱萸集》等散文集。
小说的艺术特点
大多取材于家乡高邮乡村和市镇的旧日生活，也有的写到昆明、张家口坝上、北京等的各色人等、行状。
作品中有传神的细节刻画，也流动着为记忆过滤、培育的情感。
对于市井平民、下层读书人僵硬刻板的生活和他们某些卑琐的心理行为，作家不无针砭和嘲讽，却不苛刻且有同情，而更多的是发现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人性。
小说中的那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情调和视角，也因民间具有生命活力的因素而受到“拯救”，某些陈旧气息受到抑制。80年代末以后的创作，多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为表现对象，风格从平淡转向苍凉。
汪曾祺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他执意减弱、消除“戏剧化”设计，使叙述呈现如日常生活般的“自然形态”。在这方面，他继续的是40年代“京派作家”的那种质疑“戏剧化小说”，提倡“散文化小说”的努力。其文字则简洁、节制、质朴，但也不缺乏幽默和典雅。
《受戒》
作品概述
《受戒》是汪曾祺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也是80年代民俗风情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以主人公明海和小英子之间纯洁、朴素的爱情为主线，赞美了江南水乡的风俗美、人性美，表达了作者“桃花源”式的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
艺术特色
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
随意漫谈、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
小说塑造的空间是诗意的，充满梦幻色彩；
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淳朴的民俗；
笔调不失甜俗，清雅之中略有苦味；
语言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之中自有法度。
莫言
莫言，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品有《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系列、《球状闪电》《爆炸》《红蝗》《丰乳肥臀》等。2012年10月11日莫言以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
小说的艺术特点
故乡高密是莫言很长时间里文学想象的源泉；故事大多以对故乡的记忆为背景展开。小说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此前少见的乡村天地：狂躁、混杂，充满酒气和血色，有骁勇血性的人物和无所拘束的激情。小说对历史的叙述，完全摆脱了过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念，而以生命哲学和酒神精神重构了历史的核心结构。
作品描写当代生活时，总是将笔伸向“历史”。在充满野性活力土地上有关“先人”生命的奔放，和传奇性经历的叙述中，也隐含了对后代在生存上压抑，人性的扭曲的伤感、迷惘。
莫言的小说，表现了开放自己感觉的那种感性化风格。他采用了一种天马行空、不受拘束的叙述方式。在描述中，心理的流动、跳跃、联想是叙述的角度和驱动力，并有大量的感官意象奔涌而来，创造出一个色彩斑斓的感觉世界。
90年代以来，叙述方式朝着内敛、节制的方向演变，但他突破艺术成规，并积极运用、转化“民间资源”以表现其“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探索仍在不断推进。
《红高粱》
作品概述
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中间穿插余占鳌与戴凤莲的爱情故事。小说表现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即对性爱与暴力的迷醉，对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的向往，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
艺术特色
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民间立场上对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境况以及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
在情节构成上采用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突出表现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除去传统意识形态中的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
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将刺激的暴力与作品整体的和谐相交织，形成一种奇异的美感；
大胆借鉴意识流小说的时空表现手法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
运用大量充满了想象力并且总是违背常规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形成语言瑰丽神奇的色彩。
贾平凹
1983年以后，贾平凹陆续发表的有关陕西商州地区农民生活变迁的小说，被称为“商州系列”，包括《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远山野情》《天狗》《黑氏》《古堡》《火纸》和长篇小说《商州》《浮躁》。
小说创作的特点
小说对陕南山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的用心描写，有意识地为人物的活动和心理特征，提供地域文化（民居、器具、仪式、谣谚等）的依据和背景。
社会转折期出现的“悲剧人物”，在小说中占有重要位置。作者描写了他们必然“被剥夺”的命运，但也给予深切的同情。
社会变迁所引起的人生体味，是贾平凹长期关注的问题。但由于艺术上的原因，使他这部分小说的命意难以摆脱视域上的单一性，带来人物、故事上的重复。
90年代初开始，对真切人生体验的开放，使贾平凹抵拒了宏大单一主题的诱惑。这种追求，出现在长篇《废都》中。小说描写了古城西京（以西安为“原型”）的作家庄之蝶等人物的生活世相，风格和艺术韵味力求对明清白话小说艺术的吸纳，形成自然顺畅，然而含蓄、简约的，富有内在韵味的格调。
【名师点拨】汪曾祺、莫言和贾平凹三位作家的创作是本章重点，尤其需要注意：汪曾祺是为数不很多难以归类的作家之一；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作品有一股生命放纵的原始欲望流宕于其中；贾平凹长期关注“社会变迁所引起的人生体味”。
第22章 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二）
一、文学创新与“现代派文学”
80年代的文学变革概况
80年代的文学变革，以西方20世纪现代文学（“现代派”文学）作为主要参照系。
最初的变革是“文革”期间的“地下”诗歌、小说；
80年代初，则有“朦胧诗”部分作品，王蒙、宗璞、李陀的部分小说，高行健的探索戏剧；
80年代中后期，与“现代派”文学有关的先锋文学探索，集中爆发为一股文学潮流。在小说上有“寻根”“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诗歌上有“第三代诗”“实验诗歌”等。
现代派文学探索形成的原因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再像80年代初那样呈现“粘着”状态，文学成为政治意图和观念载体的方式，不再获得普遍的赞赏、呼应，意识形态“整合”能力有所减弱。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改变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文学的“边缘化”趋势日益明显。
“文革”后文学的创新压力持续困扰着众多作家，文学探索、调整的步伐加速。
现代派的最初探索
1985年，刘索拉的中篇《你别无选择》发表，反响热烈，有批评家称之为“真正的”现代派小说。这一评语，透露了当时文学创新者的期望：中国能诞生像西方那样的“现代派”作品。同时被作为“现代派”小说关注的还有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以及残雪陆续发表的展示“非现实”意象的中短篇。
刘索拉、徐星的小说，写自愿游离于“主流”社会的“愤怒的青年”叛逆的情绪、生活。他们对“主流”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持蔑视、嘲讽的姿态；以或愤世嫉俗、或戏谑的叙述，来质疑当代基于某种价值标准之上的观念和行为规范。
现代派“真/伪”的争论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等作品与《麦田的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等存在主题关联，也存在类似的艺术方法：荒诞、变形，“形象化的抽象”。
刘索拉、徐星小说的满不在乎掩盖着惶惑和痛苦。它们表达的，与其说是反“现代性”的“非理性”精神，不如说是走出“文革”阴影的一代，在“现代化”实践过程中追求人性、自由精神和主体创造性的情绪历史。
由此可见，中国和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在发生语境、小说文化内涵和艺术质地都存在差异，中国当代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小说。
有关“伪现代派”争论的启发性之处，不在于做出有关现代派“真/伪”的判断，而是产生这一“真/伪”分析的“知识类型和话语结构”；它揭示了“西方‘现代派’作为‘异己’”参照系的存在。
二、“先锋小说”的实验
80年代后期，一批年轻小说家在小说形式上所做的实验，出现了被称为“先锋小说”的创作现象。
“先锋小说”的观念和方法
“先锋小说”重视“文体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述”在小说方法上的意义。通常认为，它的观念和方法与法国“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零度叙述”），拉美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创作，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反小说”有关。
先锋小说的特点
重视叙述，是“先锋小说”的共通点，他们关心的是故事的“形式”，把叙事本身看做审美对象。
“虚构”与“真实”在作品中有意混淆、拼接，并把构思、写作过程直接写进作品，参与文本的构成。
不少“先锋小说”的叙述，大多只是平面化地触及感官印象，而强制性地拆除事件、细节与现实世界的意义关联。这就拓展了小说的表现力，强化了作家对于个性化的感觉和体验的发掘；同时，也抑制、平衡了80年代小说中“自我”膨胀的倾向。
“先锋小说”总体上以形式和叙事方式为主要目标的探索倾向，在后来其局限性日见显露，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形式的疲惫”。
先锋小说主要代表作家作品
马原
其作品有《拉萨河的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错误》《虚构》《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叠纸鹞的三种方法》等。他大多以西藏的历史、文化为小说背景。马原采用元叙事手法，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在那个时间成为文学创新者的热门话题。
以《冈底斯的诱惑》为例，作者在结构上，将几个有头无尾、抽去了因果关系的神秘故事片段进行巧妙的拼合与组装；同时，多个叙述者同时在文中出现，使得整部作品变得暧昧、恍惚、可疑。
洪峰
其代表作有《奔丧》《瀚海》《极地之侧》等。洪峰不仅限于“文体”的实验，例如《奔丧》，以反讽的态度和叙述方法，来处理传统的悲剧性故事，表现了另一意义的“颠覆性”。
【名师点拨】本章的重点是“先锋小说”。需注意在“先锋小说”中，个人主体的寻求和历史意识的确立已趋淡薄，它们重视的是“文体的自觉”。同时，先锋小说对西方资源也有借鉴。
三、面向世俗的“新写实”
“新写实小说”的形成
“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创作潮流，固然是当时文学精神转移的体现，也与文学刊物的推动相关。
出版于南京的大型文学杂志《钟山》，在1988年10月便与《文学评论》联合召开了“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的讨论会，将“新写实小说”作为重要文学现象提出。
接着，《钟山》从1989年第3期开始，开辟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专栏，专门提倡有类似倾向的作品。
同年10月，《钟山》和《文学自由谈》（天津）联合召开“新写实小说”讨论会。
“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品
被称为“新写实”作家的有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叶兆言、苏童、范小青、李锐、李晓、杨争光、迟子建等。方方的《风景》，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通常被看做“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
“新写实小说”的新特征（与主流“现实主义”的区别）
主流“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以及与此相关的表现历史本质的目标，为“新写实”所放弃，而对过去“宏大历史”叙述所舍弃、遗漏的平庸、琐屑的俗世化“现实”表现了浓厚兴趣。
代替英雄的壮举与情思的，是普通人（“小人物”）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烦恼、欲望，生存的艰难、困窘，和个人的孤独、无助。
“新写实”在艺术方法上，持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并不像当代的“现实主义”那样画地为牢；而它的艺术风尚，表现了一种“还原”生活的“零度叙述”的方式。叙述者持较少介入故事的态度，不作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的“原始”状貌。
“原生态”是批评家概括“新写实”哲学和美学特征的“关键词”，是作家所要呈现的另一种“新现实”，即消解生活的诗意，拒绝乌托邦，将灰色、沉重的“日常生活”推到了时代的前面”。
四、几位小说家的创作
残雪
残雪80年代初开始写作，198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主要作品有《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公牛》《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黄泥街》《天堂里的对话》《突围表演》等。
小说的主要特点
小说将现实与梦幻“混淆”，叙述人以精神变异者的冷峻眼光，和受害者的恐惧感，创造了一个布满恶、丑的意象，人物有不断的梦呓和谵语的世界。对乖戾心理的描述，将读者带进人的精神欲望的内心世界，展示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人性卑陋、丑恶的黑暗面。
小说以梦境展开的“心理现实”，主要指向人与人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对立、冷漠、敌意和实施的攻击。
残雪依靠个人的感觉、记忆和潜在经验进行创作，反映的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因无法了解他人而无法把握自身，不断地自我折磨和相互折磨。
当从对人的生命、人性等的发掘的角度进行衡量时，残雪的世界在范围和深度上有一定限制性，这往往会产生单一、重复的现象。后期的作品，如《五香街》等，风格发生较大变化。
苏童
苏童的代表作品《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中出现的叙述人身份、叙述视点转换的诡异，和作品的神秘感等，切合当时的“先锋”特征，因此被汇入“先锋小说”的行列。其代表作有《妻妾成群》《红粉》。
小说的特点
在进行现代叙事技巧实验的同时，也相当重视小说“古典”的故事性。传统写实小说的元素，在苏童后来的创作中得到展开。
小说大多取材“历史”，但“历史”已被虚幻化。他重视意象的营造，尤其擅长表现女性人物的细腻心理。在有关旧时中国家族的叙事中，常流露忧伤、颓败的情调和气息。
《妻妾成群》
中篇小说《妻妾成群》问世于1989年底，它是“新历史小说”最精致的作品之一。倪震根据苏童的《妻妾成群》改编出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由张艺谋导演。
核心理念
由“一夫多妻制”生成的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人生景象及相应的生存原则。
主题意蕴
小说的情节在新式女性颂莲的个性和欲望，和她所处的“妻妾成群”的生存环境之间的摩擦中展开，揭露了封建旧文化的阴森恐怖与人性的丑恶。
艺术特色
以单一视角来叙事；
文字细腻精微；
善于捕捉女性身心的微妙感受，并运用精确传神且富有神秘性的多义隐喻；
赋予文字令人心惊的主观感受，即对人的生存世界的普遍化警觉与疑惑。
格非
格非的小说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其代表作品有：《褐色鸟群》《青黄》《迷舟》《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等。
小说的特点
作品常出现被称为“叙述怪圈”的结构。“空缺”是格非小说的“关节”，由于意义、结论、真相、故事展开的逻辑等的“隐匿”，阻隔了读者习惯的阐释、想象的路线，而使故事的推进变得扑朔迷离。
他的早期小说有着博尔赫斯的影子。其后的写作，对特定的现实和历史情景有更深的切入，并持续地思考历史、人的生存，特别是人的内心的一系列的难解。
虽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有自觉地吸纳，但小说叙述人的知识者姿态，叙述方式上的沉思、智性的品质，也仍是他的小说不被混淆的特征。
叶兆言
叶兆言的代表作有《枣树的故事》《艳歌》《去影》《绿色陷阱》《死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等。
其小说在艺术方法和文体上，“先锋”的色彩相对淡薄，后来的作品更是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发展。他的故事，大多安放在“民国”年间六朝古都的时空中，在重视风俗情景描述的基础上，表现离乱年代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他的“夜泊秦淮”系列，表现了浓厚的“文人”情调：一种历史沧桑感，和对世事淡然节制的态度。
孙甘露
孙甘露早期的作品常被作为“先锋小说”在文体实验上的典型文本加以讨论。如《信使之函》等采用“极端”的“反小说”的文体形式，在作品中，缺乏可供辨析的故事情节和主题，局部语句、段落的美感和机智的碎片与总体的“混乱”处在同一结构中。
其他重要作品还有《访问梦境》《夜晚的语言》《眺望时间消逝》《忆秦娥》《呼吸》。
其他重要作品还有《访问梦境》《夜晚的语言》《眺望时间消逝》《忆秦娥》《呼吸》。
扎西达娃
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去拉萨的路上》等，是其80年代重要的作品。
他的小说有着80年代那种“寻根”“魔幻”的色彩。“寻找”是故事“原型”，透露了不同民族文化相遇，以及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入侵”所产生的复杂体验。
他的小说有着80年代那种“寻根”“魔幻”的色彩。“寻找”是故事“原型”，透露了不同民族文化相遇，以及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入侵”所产生的复杂体验。
余华
余华是当代中国最具先锋意识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深受川端康成、卡夫卡等人的影响。余华80年代的作品，主题表达过于抽象，叙述上设置了过多的阅读障碍，难以为读者接受。90年代以后，他逐渐转变了创作方法，表面上向比较传统的“写实”回归，但实则还是寓言化的写作。
作品的特点
小说往往体现一种“局外人”的视点，和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对于“暴力”和“死亡”的精确而冷静的叙述，和在“冷静”后面的愤怒，让当时的不少读者感到骇异，曾被称为“残忍的才华”（刘绍铭语），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
余华以其体验和想象力来挣脱“日常生活经验”的围困，参与对武侠、侦探、言情小说的戏拟，以达到对“现实秩序”的“共享”经验的颠覆。如《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等。
90年代开始，余华的写作出现了变化，“紧张”感、“冲突”感在《在细雨中呼喊》中有了缓和。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日常经验不再被置于与他所追求的“本质的真实”相对立的地位上。
叙述有心境放松之后的余裕，来把握叙述上的节奏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觉察到那种含而不露的幽默和温情。透过现实的混乱、险恶、丑陋，从卑微的普通人的类乎灾难的经历，和他们的内心中，发现那种值得继续生活的简单而完整的理由，是这些作品的重心。
叙述有心境放松之后的余裕，来把握叙述上的节奏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觉察到那种含而不露的幽默和温情。透过现实的混乱、险恶、丑陋，从卑微的普通人的类乎灾难的经历，和他们的内心中，发现那种值得继续生活的简单而完整的理由，是这些作品的重心。
池莉
其作品《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被称为“新写实三部曲”，并将《烦恼人生》与谌容的《人到中年》对比，指出它们在描述中年人的生存困境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进入90年代，池莉的写作转向呼应市民阅读趣味的都市言情小说。
方方
方方在创作《“大篷车”上》后，《白梦》《白雾》《白驹》等作品开始转向表现普通人灰色、沉闷的生活。后创作的《风景》，被当做“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主要描写城市底层卑微、残酷的生存状况，其视角独特，叙述语调也包含“批判性”。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一唱三叹》等，主要写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困窘，在冷静、细致的叙述中，仍有着沉重、无奈的情绪。
刘恒
刘恒1977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小石磨》，1986年发表《狗日的粮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的主要作品有：《黑的雪》《白涡》《伏羲伏羲》《虚证》《连环套》《苍河白日梦》《逍遥颂》等。《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和《白涡》也被比较一致地认为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刘恒除小说外，还致力于电影、电视剧本的创作、改编工作，曾改编电影剧本《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没事偷着乐》等。
取材领域
刘恒创作分为两类，一类讲述的农村故事，大都以京西名为洪水峪的山村为背景展开；另一类小说，则写都市、城镇的知识分子和市民生活。
创作特点
关注人的生存条件和食、性、权力等基本欲望，以及因自然、历史文化环境而导致的人性扭曲、变态和卑微化现象，并对此进行深刻的揭示，如《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白涡》等。
小说中人物，因为欲望与压抑力量之间的矛盾，以及对欲望本身的惊惶，其行为、心理往往表现为一种恐惧和紧张的状态，这与他细致、从容的叙述构成了鲜明对比。
90年代中期以后，刘恒小说的紧张感有了降低，“精英”的人文生活理想，似乎逐渐让位给对平民生活哲理的发现和肯定，幽默、解嘲式的自我开脱，成为对艰难的虽无奈，但也积极的承受方式，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
刘震云
刘震云的小说侧重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即社会结构中人的悲剧性处境，其代表作品有《塔铺》《一地鸡毛》《单位》《官场》《官人》等。
小说的艺术特点
侧重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如对“单位”这一特殊的当代社会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所产生的规约和销蚀力量，做了具有发现性质的描述。
人性的种种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构成了难以挣脱的网。而生活于其间的人物，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难以自主地陷入原先拒绝陷入的“泥潭”，并经历了个人精神、性格的扭曲。
对于这一世界中人们复杂关系，他们的折磨、倾轧，以及猥琐、自私、残忍的心理行为，小说采用冷静，不露声色，却感受到冷峻批判立场的叙述方式。这种“批判”，在一些作品中以喜剧的、反讽的方式得到有力的表达。
在80年代，刘震云对琐屑生活的讲述，有对“哲理深度”的更明显的追求，也就是对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无处不在的“荒诞”和人的异化的持续的揭发。
《一地鸡毛》
主要内容
这部作品以非常冷峻而又略带微讽的笔触，叙写出了极其平庸琐碎的当代日常生活景况。
主题意蕴
小说以十分表浅的意义述说，揭示出作者所理解的生存本相：生活就是种种无聊小事的任意集合，它以无休无止的纠缠使每个现实中人都挣脱不得，并以巨大的销蚀性磨损掉他们个性中的一切棱角，使他们在昏昏若睡的状态中丧失了精神上的自觉。
叙述风格
冷静客观的写实，不掺杂创作主体的感受和判断；
经验性的事件被反复地施以琐屑的细节描绘、反复的心理揭示，对现象本身给以质感充分的繁琐刻画；
运用凡俗化叙事，即“草民”叙事，向凡俗心态认同；
尖锐的讽刺精神，充满荒谬意味；
于低调和平淡的语句中表达绝望的心境。
第23章 女作家的小说
一、女作家和“女性文学”
女性作家在八九十年代的大量出现，并且在作品数量和艺术质量上达到的水准，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
1．“女性文学”概念的形成
（1）80年代初，女作家并不以性别群体的面貌出现，她们的创作事实上也没有刻意追求与“女性”身份相关的“独特性”。
（2）80年代中期，由于一些女作家开始在作品中触及女性问题，也显示了某种性别视角，一些批评家开始将性别身份与她们的创作联结起来，提出“女性文学”的概念。
（3）80年代，女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况。一方面，女作家们在社会生活和文学表达上都普遍忽视、也有意遮蔽男女性别上的差异；另一方面，纯净、抒情、细腻等在文化想象上，习惯上被认为是属于“女性”的特有风格，这种风格也在部分女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体现。
（4）在80年代后期，有关“女性文学”的以下理解得到较多的认同，即在肯定女作家写作女性题材的前提下，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的探索，以及语言和叙述风格上，表现了某种独立的女性“主体意识”。
2．五四到70年代的女性作家创作
女作家创作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五四”时期，另一次是80年代。
（1）“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如陈衡哲、冰心、庐隐等，也参与当时的启蒙思潮中，以文学写作方式，表达有关“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诉求和个体的情感经验。这个时期的“女性写作”，不仅缘于女性“发现”自身的需要，还由于“妇女解放”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关注，女作家的写作也主要在对社会、文学变革的参与上，受到知识界中革新力量的支持和提携。
（2）50至70年代，虽然妇女的社会地位、公共事物参与发生很大变化，但女性文学写作情况，并未有足够改观。较有成绩的女作家，只有杨沫、茹志鹃等寥寥数人。
在这种情况下，80年代女作家的大量涌现必然使人印象深刻，这主要得益于文学环境的变化——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性别”的加强，文学创作取材、艺术方法的开放。
3．80年代女性作家构成
（1）五六十年代（或更早时间）已经知名，或已届中年而在“文革”后才表现创作活力的作家。前者有杨绛、韦君宜、宗璞、茹志鹃、郑敏、陈敬容、黄宗英，后者则有张洁、谌容、戴厚英、戴晴、程乃珊、航鹰、凌力、霍达。
（2）“知青”的一群，如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王安忆、舒婷、张抗抗、张辛欣、铁凝等。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刘索拉、残雪、蒋子丹等与他们年龄相仿。
（3）出生于50年代末到60年代，80年代初就已发表作品，但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才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的女作家，如方方、池莉、毕淑敏、徐小斌、迟子建等。她们的创作一方面是更为清晰的观察世界的“女性视点”，另一方面是对女性自我成长过程中的生命经验、身体欲望的那种独白、“自传式”的书写。
4．女性作家创作概况
（1）80年代初，女作家并不以性别群体的面貌出现，也没有可以追求与“女性”身份相关的“独特性”。
（2）80年代中期，由于一些女作家开始在作品中触及女性问题，显示了某种性别视角，加上一些女批评家对这一现象的关注，才开始将性别身份与她们的创作联结起来，寻求两者的内在关联。
（3）80年代，女作家创作呈现一种矛盾的状况。女作家被读者认可和欢迎的“女性化”风格是她们的优势，但她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经历，以及当代文学评价标准，又促使她们“超越”性别的特征，追求一种“普遍化”的风格。
【名师点拨】近年来，各类文学考试时常涉及“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等概念。即使是考查某一具体女作家作品，也应结合该作家和“女性文学”的整体规律进行作答。同样，在面对“女性意识”等抽象问题时也必须结合女作家的具体创作来谈。因此，必须熟记“女性文学”的概念、特点及80年代女作家的创作情况。
二、女作家的小说创作
1．宗璞
宗璞的代表作有“十七年”期间创作的短篇《红豆》，80年代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弦上的梦》《我是谁？》《米家山水》《鲁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三生石》等。
创作特点
（1）部分作品采用变形、荒诞、寓言等现代技法，表现“文革”中经受严酷摧残的知识分子“主体”的崩溃、失落，以及身陷绝境仍顽强寻找、重建的过程。
（2）小说多取材大学校园，总题“野葫芦引”的写抗战时期的长篇《南渡记》《东藏记》，虽然仍以大学生活的表现为主，但题材范围有了拓展。
（3）由于出身背景和良好文化素养，宗璞小说的构思、布局和语言运用，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那种含蓄、雅致、清淡自然的韵味。
2．谌容
谌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万年青》，在“文革”后期曾有较大影响。1980年发表的中篇《人到中年》，常被看成是“新时期”文学“复兴”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创作特点
（1）追求表现“社会深度”，将人物的悲喜剧放置于时代历史之中，探索决定人物命运的历史渊源，这是她自觉的艺术目标。
（2）从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提出人们关注的某一社会问题，是她经常使用的构思方法。如《人到中年》触及的是“当代”中年知识分子的处境“问题”，《人到老年》《死河》则与中国社会老年问题、生态问题日见突出有关。
（3）8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小说风格发生一些变化。伤感、抒情的叙述格调有所削弱，增加了荒诞、滑稽色彩等戏剧性成分。
3．张洁
（1）张洁早期的许多作品如《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和《方舟》等，均属体现“女性意识”，反映女性问题的作品。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以清新、流丽的语调引起注目。
（2）她也尝试把握表现时代生活的“重大题材”，如《沉重的翅膀》《条件尚未成熟》《尾灯》《他有什么病》等，其中《沉重的翅膀》被誉为“与生活同步”的“力作”。
（3）80年代中期以来，张洁从对“诗意”的追求转向反“诗意”，从浪漫抒情转向粗鄙化。她抨击、嘲讽某些男性人物的猥琐、低俗趣味，表现出强烈的憎恶，如《无字》。表现当代中国人遭遇“真实的”西方时的体验，尤为尖锐地表现了男性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焦虑、沮丧，如90年代的长篇《只有一个太阳——一个关于浪漫的梦想》。
4．戴厚英
戴厚英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人啊，人!》。它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反思当代政治对人性的压抑，表现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性遭遇。对这部作品的争论，是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中，有关人道主义问题争论的组成部分。
5．王安忆
（1）创作历程
①王安忆80年代初的作品主要是“雯雯系列”小说，以单纯、热情的少女雯雯的眼光来看世界，这是她的“自我书写”的阶段。
②之后她的关注点拓展到“知青”回城的矛盾、苦恼，改革年代剧团内部的冲突，地位浮沉带来的人生体验等。代表作品为《本次列车终点》《尾声》《流逝》《归去来兮》等，有了更强的现实针对性。
③1984年美国之旅结束后，意识到民族的和人类世界的文化眼光，写出了《小鲍庄》《大刘庄》等中篇，在1985年的“寻根”热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④1986年以后，王安忆发表了引起众多争议的“性题材”作品“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
⑤80年代末开始，她的《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等，通过对个人经历、家族身世等的追述，思考时代、文化等因素对个人生存的影响，探索现实与未来、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以及理想、信仰的有效性等问题，对社会转型期的普遍性困惑和焦虑做出反应。
（2）《长恨歌》
①内容概述
平民女子王琦瑶，在年轻时代参加上海的选美活动，获“三小姐”一举成名，随即又成了国民党某要员的外室，辉煌与腐烂共生；中年时代蛰居上海弄堂，与一群游离于体制外的市民整日沉浸在怀旧中，并演出了一场多余人的爱情悲喜剧；老年时代适逢改革开放，旧上海的繁华梦又重新发出迷醉的诱惑力，结果吸引了一批粗鄙腐烂的寄生者，作为旧梦象征的王琦瑶被谋杀。
②艺术特点
a．在《长恨歌》中，王安忆采取近似于“通俗”言情小说的讲述方式，但悲剧性结局和笼罩的命运悲剧氛围，也是执意与“言情”叙事保持距离的显示。
b．《长恨歌》延续并推进了王安忆在“三恋”中表达的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其中也始终隐藏着男性历史对女性日常性的压迫。
c．以上海为中心，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写了上海近四十年的命运，意蕴丰富地象征了上海的市民文化本身的生命力与魅力。
d．表现出一种普遍性和通常性，把女主人公当做一个公共性的人物来写，从而探询和揭示两性间微妙的支配关系，以及男女在欲望本能和社会权力之间的挣扎。
6．张抗抗
张抗抗的代表作《分界线》《夏》《北极光》等，讨论了女性的生活位置和独立意识的问题。张抗抗的写作一直关注个体的感情世界和个性的丰富性，从建构当代中国文学中“人”的形象这一角度来说，张抗抗的小说的意义应该受到更充分的肯定。
7．张辛欣
张辛欣在80年代的小说，大多与女性问题的“探讨”和女性的自我反思的主题有关，如《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也传达现代都市人在变动的社会生活中“主体”失落、离散的惶惑和焦虑，如《清晨，三十分钟》《疯狂的君子兰》。
创作特点
（1）在张辛欣的小说中，“觉醒女性”的根本性困惑在于，她们仍然找不到真实、可靠的“归宿”。她们的困境不止来自外部环境，也来自女性自身。
（2）在叙事方法上，张辛欣灵活变化叙事人称和视点，以有利于女性的心理刻画，和不同性别视点之间的对话。
8．铁凝
铁凝7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80年代，她以《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哦，香雪》等作品知名。
（1）创作特点
①其小说平实而“传统”；常以写实的笔法，写当代变革中的生活矛盾。
②将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表现，与对文明的质询和对女性处境的思考相互关联。她的作品往往描写没有被现代文明浸染，或带有原始生命体验的女性的宁静，对她们的描述，也增添了恬淡与充盈的抒情因素。
（2）《玫瑰门》
《玫瑰门》是铁凝的重要作品，被誉为展现女性历史命运的厚重之作。
①内容概述
小说以司漪纹及其外孙女苏眉这一老一少两位女性为叙事轴心，展开了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女性生活史。司漪纹的身上汇聚了中国传统妇女的悲剧，她是父权家长制的受害者，但又是其同谋，而后者可能是其更深刻和悲哀的特质。她早年渴望得到传统大家庭的接纳，旧家庭的迅速崩溃，让她卷入了革命暴力的历史，外部世界对她构成巨大的压迫。
②艺术特点
a．在铁凝众多相对单纯的小说中，其人物、结构都显得丰富、复杂。
b．由司漪纹的女性后代作为小说叙述人，由于意识存在共有的宿命般的处境，叙述便爱恨交加，交织着“极为深刻地认同／拒绝认同”的复杂的情绪态度。
9．迟子建
迟子建的作品与其童年生活紧密相关，由于描述的地域、风情等的某种相似点，批评家有时会将她与萧红联系在一起。其作品渗透着对善良、隐忍、宽厚的亲人的爱意，对脆弱却从容的大自然生命的领悟，而给读者提供一种难得的温暖和安定感，如《秧歌》《东坊》等。
10．林白
林白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小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子弹穿过苹果》等代表作品确立了她此后写作的女性主题和独特的个人特征。南方热带小镇的生活和童年经验，成为林白不少作品的主要构成元素。
创作特点
（1）对色彩、温度、气味感觉细腻，特别是对女性的心理有着尖锐、诡异的敏感。
（2）作品中常以女性的独白语调，描述孤立于平庸、杂乱的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形象。
（3）借助完美女性形象与男性中心的社会处境之间的对比和产生的悲剧性冲突，营造出强烈的情绪化气氛。
11．陈染
（1）创作风格的转变
①陈染早期的小说主要表现校园中现代青年的精神状态，以1986年的《世纪病》为代表。
②其后她以一个名为“乱流镇”的小镇上人们怪异的生活为主要内容，写了一系列带有“魔幻”与象征色彩的小说。
③自1990年的《与往事干杯》起，陈染的创作转向现代都市的女性生活和女性经验，尤其擅长表现独居的知识女性的生活历程和情绪体验。
（2）创作特点
①小说采取的叙述方式带有自传色彩，而表现的内容往往是女性个体成长经历中的涉及性别问题的部分，因此被称为“私人写作”。其中《私人生活》是陈染的女性成长主题、反讽性叙述和反叛性立场的一次集中体现。
②陈染对小说文体颇为精心，注重主观感觉和“陌生化”的表达形式。她是率先将女性写作的空间拓进到无意识世界中的代表，她的无意识经验更多地侧重于女人的世界，特别是集中在那些女性所独有的领域。
12．徐小斌
徐小斌于l989年发表短篇《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因在题材和表现方法上具有探索性而引起注意。90年代主要的作品是《迷幻花园》《双鱼星座——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古老故事》《羽蛇》等。
徐小斌小说的故事，和主要人物的心理内容，都带有神秘色彩，她特别关注生活现象、人的命运中的不可知情景。她认为这些神秘事物是原始生命中的本真在现代社会中的遗留，既寓意着女性的命运，也是她们悲剧性地抗拒、逃离男权社会的精神处所。因此，以一个可读性的故事包裹着关于命运、生命和文化的思考，成为她小说中常见的结构方式。
13．徐坤
徐坤的小说表现的是当代都市女性和知识者的生活；纵横恣肆的调侃、反讽来消解80年代形成的诸种中心话语，是其引人瞩目的叙事风格。其主要作品有《先锋》《白话》《游行》《遭遇爱情》《狗日的足球》等。
在《游行》等作品中，徐坤以娴熟的辛辣的戏仿，来消解关于人性、爱情的那种经典叙事，揭示为神圣经典叙事所遮蔽的男性或孱弱、或伪善的行为本质和内心世界。不过，在徐坤以自觉、清醒的“女性身份”所进行的酣畅嘲讽背后，仍不难发现女性无法逃离社会宿命、陷阱的一丝悲凉。
14．海男
海男的小说在主题意象、结构、语言上有较明显的诗化色彩。一般没有完整的故事，人物对话也常不连贯。将小说组织起来的是死亡、生命等形而上的抽象意旨。这种充满片断性的情境和意象情绪描述，具有“零散化”的小说的特征。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我的情人们》、小说集《香气》、散文随笔集《屏风的声音》和诗集《风琴与女人》等。
第24章 散 文
一、八九十年代的散文
80年代的散文变革
背景
60年代形成的散文文体模式，在“新时期”主要成为散文发展的障碍。这种写作模式，通常表现为以表现“时代精神”的目标的“以小见大”“托物言志”的主题和结构趋向，刻意追求散文的“诗化”和对“意境”的营造。作为60年代初“散文复兴”标志的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为代表的当代散文创作，曾产生强大影响并日益成为创作公式。
新特征
趋向于“回到”个人体验，回到日常事态和心绪，书写个人生活、情绪、心境，这也导致了80年代对“散文”概念的重新界定——“窄化”成为80年代散文的新趋势。于是，“抒情散文”“艺术散文”“美文”等名称被重新提出。
报告文学、回忆录、史传文学等不再笼统放置在“散文”里面。尤其是报告文学，随着8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优秀作品问世（如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基本上已不再被作为散文看待。
散文与别的体裁因素渗透、交融而形成的“混生性文体”的命名，则又为散文的“规范性”提供参照。如汪曾祺、何立伟、张承志等融会散文某些因素的“小说的散文化”或“散文化小说”。
80年代散文发展状况
八九十年代，在一般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外，开始出现专门的散文、随笔刊物。
巴金、孙犁、杨绛、汪曾祺、萧乾、黄裳等老作家，以及张洁、贾平凹、王英琦、唐敏等中青年作家成就显著。
老作家的作品，大多写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回忆旧友和亲朋，处理当代史，特别是“文革”有关伤害、苦难的记忆，是大多数作品涉及的方面。
张洁、宗璞、贾平凹、唐敏、王英琦等，有时会借助某种特定视角（如天真的孩童视点），抒写温馨、感伤的情感，表现朴素、纯净的人性。他们的努力，大体上可以看做是在回应被“当代”忽略的二三十年代散文的另一传统——书写个人生活体验和内心感受。
不过由于积习已深，不少文章在语言和结构上，仍可以看出受到“当代”散文僵硬躯壳制约、包裹的痕迹。总体而言，在80年代，相对于诗、小说等所取得的进展，散文的变革略显平淡。
90年代的散文热
90年代，散文突然显现出“繁盛”的局面，形成“散文热”现象。这与市场经济下的文化消费取向有密切关联。其中闲适类散文的出现，更多表现为与世俗化的认同倾向，是对社会的物质化追求和消费性的文化需要所做出的趋同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学者的积极参与，加重了散文的思想、知识品位和文化分量，使得“随笔”几乎成为散文中的主体。那些从个人经验出发，引入关于文化和人生哲理的思考的作品，在这个时期被称为“文化散文”或“大散文”。
二、老作家的散文
反思包括“文革”在内的“当代”中国历史，是80年代文学的重要主题。老一辈作家创作的散文多是通过“个人性”的表达，对包括“文革”在内的“当代”中国历史作出回应。在他们的回忆往事的文章中，或悲悼、怀念亲友，或记述个人琐碎、片断的经历，或对所见、所闻的诸种情、事发表感言，不拘形式地传达或深沉凝重，或豁达洒脱的意绪。
巴金
巴金在1978年到1986年的8年间写作了150多篇随笔，总题为《随想录》。
《随想录》的内容和表达方式的特征
巴金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把他对历史的反思，对痛失的亲友的追忆，对自我的拷问，对他不能认同的思想言论的批判，通过《随想录》质朴而直白地讲述出来，被称为“说真话的大书”。
文字朴实，记述流畅。在严格的自我反省和社会批判中，表现了一位“世纪作家”的人格尊严。
他对历史持坚定介入、干预的姿态，坚持人的理性能够认知、改造社会的世界观，并对人类理想前景有执著坚守的信念。因此，他以启蒙知识分子意识，对历史重大事变进行的思考追索，以期警醒社会民众；同时也以强烈自省意识，在揭露和谴责事态的残酷和荒诞时，对自己的行为、心理作无情的解剖。
《随感录》的价值
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所经历过的文化心态。
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
由作为知识分子的忏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良知和责任，重新倡导了对“五四”精神的回归。
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找回了久已失落的社会良知，以个人流血的灵魂诉说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当代精神传统。
孙犁
“文革”后，孙犁的创作进入另一个“高峰”期，他将力量全部放在散文、随笔写作上，创作了散文集《晚华集》《秀露集》《无为集》等。
这些散文的内容和创作特征
笔墨平淡古朴，却耐人寻味，在对往事故人的回忆中，流露出一种人生无常的感慨和饱经忧患的“残破”意识。
叙述者化绚烂为平淡，往往以超然和平静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的悲喜，将自己的感情隐藏在淡淡的语句之中。
孙犁在文体上有多种经营，随笔、杂感、书信、序跋、评论、读书札记等均有创作。从“耕堂散文”“芸斋琐谈”“乡里旧闻”“耕堂读书随笔”“耕堂题跋”“芸斋短简”等名目也可见其取材、格式的多样。
杨绛
杨绛的《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所写的内容，大都是个人亲历亲闻的琐碎之事：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和误传记妄。
《干校六记》的内容和创作特征
其总题、各章名称、笔法和叙事“立场”，都可见对清代沈复（三白）《浮生六记》的某种承传。
杨绛的文字简约含蓄，语气温婉，对历史事件多少保持适度的距离，作平静审视的态度。她将笔触专注于大时代事件中的小插曲，在对个人的见闻、感受的记述中，也能见到时代的光影。
杨绛既不止于一己悲欢的咀嚼，但也不以“文化英雄”的姿态大声抨击，反而更能够展示形形色色的众生态，写出了事件的荒谬和内心的隐痛。
《干校六记》的内在精神
琐事记忆与温情取向是杨绛选材和叙事的态度。她为我们展示的是黑暗中的火花、寒冷中的微温、艰难中的乐趣、无望中的慰藉，表现出了个人面对历史灾难与谬误时的罕见的大度与宽宥。但凡有关政治“运动”的篇章，杨绛都采取了温情和宽容的立场。
三、抒情、艺术散文“抒情散文”
“艺术散文”等的提出表现了一些作家强调“自我”表现和重视“抒情性”的倾向。从文体的角度上说，是为了与叙事的报告通讯，与议论杂感文字等拉开距离，从写作主体的方面，则将“个性”“心灵”的抒写、表达放在首要位置，并提倡语言、篇章结构上的“美文”素质。
周涛
周涛80年代一段时间主要写诗，曾是“新边塞诗”（或“西部诗歌”）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之一。80年代中期转写散文。
散文的特点
以描述西部边陲的自然、人文景观，抒发在这一广袤天地的情思为主要内容。
思路开阔，语句密集，情感充沛。往往借对博大而广漠的边疆自然山水的描述，赞美勇猛、强健、充满阳刚之气的野性生命力。
他的长篇散文《游牧长城》《蠕动的屋脊》《伊犁秋天札记》等，由一些联系松散的短章构成，但统一在奇诡的想象和流泻的情感之中，往往融议论、抒情和叙事于一体。
“女性散文“群体
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群体的散文创作，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并在对自我心理、情绪的敏感捕捉中，营造一种细腻的感性情调。从事散文写作的女作家有王英琦、唐敏、韩小惠、李佩芝、叶梦、苏叶、斯好、马丽华、黄茵等。
王英琦散文取材比较开阔，并追求超越生活事项的有关人的生存方式、精神境界的思考，这一切都以自己的体验、生活领悟作为核心。散文集有《热土》《慢慢旅途上的独行客》。
唐敏较有影响的作品是《女孩子的花》，用水仙花来占卜孩子的性别，温婉而细腻地传达出对生为女性的复杂感受。
小说家和诗人的散文创作
在八九十年代，小说家和诗人中的许多人对散文也有程度不同的倾注。这自然也是“新文学”的“传统”。在理解上，有的基于“文类”的等级观念，将散文看做是一种“业余”写作，或文学创作的“基本功”。但散文也可以承载他们在诗、小说中受到限制的经验表达。
张洁
张洁的散文《挖荠菜》《拣麦穗》《盯梢》等，记述了童年的往事，表现了对失落的爱、纯洁、温情的感伤怀念。
贾平凹
散文创作的主要题材
早期的《月迹》《一棵桃树》等，注重诗意境界的酝酿。
80年代中期，在《商州初录》《商州又录》等作品中，转向展示商州、静虚村等陕南乡村的自然、文化风景，生活情态。
90年代贾平凹散文在思想意蕴、文化趣味、语言运用上，都倾向从禅宗、道家取得借鉴，追求“虚”“静”境界，与简洁古朴文风互为表里。
创作特点
自然本真的哲学视域。
贾平凹不掩饰对自然万物的珍视，总是试图把自我的生命置放在自然事物之下，这既是崇拜自然的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也是一种观察自然事物的方法。
贾平凹不掩饰对自然万物的珍视，总是试图把自我的生命置放在自然事物之下，这既是崇拜自然的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也是一种观察自然事物的方法。
大气怪异的文化品位。
贾平凹的文化色彩十分鲜明，他的作品中倾注了非常偏执的个人趣味，例如，他总是要把一个事物解释地别具一格，与所有临近事物区别开来。
贾平凹的文化色彩十分鲜明，他的作品中倾注了非常偏执的个人趣味，例如，他总是要把一个事物解释地别具一格，与所有临近事物区别开来。
超然颓废的人生态度。
贾平凹的人生态度偏向于颓废怪诞，他喜爱那些颓败的事物胜过那些生机勃勃的存在，他沉迷于怪诞阴郁远胜于向往光亮明媚。颓唐是他散文常有的一种人生态度，那是对世间看透后的一种消极自由。
贾平凹的人生态度偏向于颓废怪诞，他喜爱那些颓败的事物胜过那些生机勃勃的存在，他沉迷于怪诞阴郁远胜于向往光亮明媚。颓唐是他散文常有的一种人生态度，那是对世间看透后的一种消极自由。
率性奇诡的美学格调。
贾平凹的文章有一种率性而为的自然风格，但又总是散发着诡异之气，而且他又总是对事物有着一种怪癖般的玩味之意，并且一直要引向神秘不可知方才罢休。
贾平凹的文章有一种率性而为的自然风格，但又总是散发着诡异之气，而且他又总是对事物有着一种怪癖般的玩味之意，并且一直要引向神秘不可知方才罢休。
汪曾祺
汪曾祺晚年出版有《蒲桥集》《塔上随笔》等散文集，主要是对家乡人情风土、对40年代昆明生活的记述，从容简朴文字中蕴涵真切深情。
小说散文家的创作特点
王安忆认为散文是小说家放下虚构的武器之后的创作者对自身的记实，张炜也重视散文可以直抒胸臆的特点，都是看到散文比小说更有利于表达作家的情意。因此，小说家的散文，或者表现了较强的抒情性，或者用以直接表达其理念和主张，如这一时期张承志、张炜的散文，并在语言运用、篇章结构上也更加留心。
诗人的散文随笔集
80年代后期以来，于坚的《棕皮手记》、西川的《让蒙面人说话》、翟永明的《纸上建筑》、王小妮的《手执一枝黄花》以及王家新、北岛、钟鸣、柏桦等的散文随笔集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四、学者的散文随笔
八九十年代，一些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创作了融会学者的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考的文章，而出现了被称为“学者散文”或“文化散文”的散文形态。
学者散文出现的原因
随着现代知识的专业化和学科体制的“完善”，“学者”与“作家”之间分裂越趋明显。
出现了学者关注现实问题，参与文化交流的趋向。
学者散文的特点
学者的散文并不特别注意文体“规范”，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
由于结合了作者的文化关怀和个人感受，文字表达上的个性也随之显现出来。因此，这些学者比较自由的写作，为散文融进一些新的因素。
一般而言，这些学者的表达大多较为节制，以智性的幽默来平衡情感的泛漫。其散文创作关注的往往不是“识”，而是“情”与“理”。因而，有的批评家将之称为“文化散文”“哲理散文”或“散文创作上的‘理论干预’”。
金克木
金克木是梵文、印度文化研究专家和翻译家，对印度宗教、哲学、文学和语言有深入研究，于中外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佛学也有深入钻研。早年曾是“现代派”的重要诗人之一。80年代以来创作了大量散文随笔，其中有回忆故人旧事的，但主要是思想、文化随笔，也有读书札记、文化漫谈、甚至文献考订等宽泛内容。
散文创作的特点
他往往针对某一议题生发开来，融进丰富的知识，表现出思维活跃、充满智慧而又诙谐从容的文风。
所谈论的问题大多具有一定的学术针对性，依据自已的人生阅历，以及东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等方面的学识信笔展开，但所征引的材料和所得结论却颇严谨。这一特点被人评为“散文小品的学术化”。
他的散文、随笔文字朴素、干净、简洁，有时近乎口语，但又自然地加入文言语汇和句式。不轻易表露情感，却在看似散漫的笔法中，透出世事洞明者的豁达和通透。
他没有年迈者的老态和迟滞，对于历史和现实坚持一贯的敏锐的警觉。
张中行
张中行长期从事语文教科书和语文教育的编辑、研究工作。80年代开始，陆续写下一批以30年代前期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旧人旧事的随笔，定名为《负暄琐话》出版。后又陆续出版《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以及《流年碎影》等随笔集，曾被评价为“现代的《世说新语》”。
散文写作的特点
张中行借古语“负暄”（一边晒太阳一边闲聊）做自己的书名，大体能概括所追求的写作风格：以“诗”与“史”的笔法，传达一种闲散而又温暖的情趣。
张中行兴趣广泛，经史子集、古今中外的知识都乐于涉猎，被人称为“杂家”。体现在他的随笔中，则不仅是于人、事的各种“掌故”的熟知，而且品评指点，也透出理趣和淡雅的文化品位。
余秋雨
余秋雨在90年代，是影响广泛，但争议也颇多的散文家。在《收获》杂志上以专栏形式发表系列散文，后结集成为《文化苦旅》出版，引起极大反响。这种将文史知识与情思、历史踪迹追寻与现实问题思考，将人、历史、自然交融的构思、格局，在当代应该说独创一格。
散文创作的特点
《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中的文章，大都以游记的方式进行文化思考。在历史时间的回溯中，让山水和文化踪迹，负载诸多沉重的现代问题，包括时代的兴衰浮沉，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命运等等。理性精神与忧患意识为余秋雨随笔带来了庄严性与震撼力。
语言追求文雅，行文常常直抒胸臆，讲究思绪情感对史实、文化知识的引领与贯穿。浩大的抒情使余秋雨随笔颇具艺术性。
情感的夸张与造作，文章体式的“模式化”。其本是以“苦旅”来“对抗”90年代初散文流行的奢靡甜腻之风，开辟较为恢弘的格局，却也在自己热衷推动的“流行”中，逐渐销蚀着活泼的内在生命和艺术的更新能力。
【名师点拨】本章重点是巴金和杨绛的散文创作。散文这种较少限制的文体，对他们直接讲述个人的经历、体验、思考有一定的便利之处。此外，需知晓巴金对历史持坚定介入、干预的姿态，也需注意杨绛《干校六记》的创作特征。同时，学者中余秋雨的散文也属于本章的重要部分，考生应有所了解和掌握。
第25章 90年代的文学状况
一、90年代的文学环境
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
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在国家体制上的合法性确立，中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社会结构重组、资本重新分配、新意识形态建立、文化地形图改写的“社会转型”的出现。
意识形态权力监管的转变
90年代，意识形态权力经典的监管方式仍然继续发挥作用，但采用更具弹性，并更多运用经济集团活动的方式，来影响、规范文学的取向。
“大众文化”的崛起
90年代文化上的最突出表现，是被称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流行文化借助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主流文化”中的显要组成部分。通俗、流行文化在中国大陆基本发展成型，它成为主要的文化需求对象，并基本形成一套产业化的生产、运作方式。
主要表现
以大众娱乐节目和电视连续剧为主要内容的电视的蓬勃发展，时尚、消闲性的报纸杂志、书籍的大量涌现；城市的普及提供的大量娱乐资讯和网络的迅猛发展。
在文学的领域，涌现出了大量主要为了满足窥秘、猎奇、感官刺激、时尚需求等欲望的作品。
大众文化不仅生产了具有自身典型特征的产品，而且在挪用、招募、颠覆、消融其他文化、精神产品上释放着巨大的能量。
媒介与文化市场的引导
媒介和文化市场所竭力放大、引导的，主要是对于禁忌、私秘、苦难、欲望等的感官式“消费”。这也正是媒介制造这些事件，以构造90年代文学图景主要凭借的手段。
【名师点拨】90年代，通俗、流行文化在中国大陆基本发展成型，它成为主要的文化需求对象，并基本上形成一套产业化的生产、运作方式。
二、文学界的分化
分化并不是以简单、直接的方式呈现，而是在不断的文化争论和文化交流中形成的。
分化的背景——“现代化”的充分展开
在80年代，“现代化”作为一种告别“历史暴政”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的发展方案，在知识界的想象中充满希望的乐观、理想主义前景。但在“现代化”具体实践真正降临之后，人们猝不及防地惊觉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偏差，知识分子对自身的价值、曾经持有的文化观念产生了怀疑。
规模较大的文化争论
90年代规模、影响较大的文化论争，一是发生于1993到1995年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另一是于90年代中后期逐步呈现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分歧，其核心均围绕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功能问题展开。
文学界的思想分化
各种文化形态的存在，文化市场的成熟，“大众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推动作家对自身的文化姿态、思想立场、生存和写作方式上的选择与调整。其中，与政治文化体制，与文化市场建立何种关系，是其面临的重要方面。
作家“存在方式”的变化
90年代作家的“存在方式”呈现了多样、复杂的情形
以“自由撰稿人”身份的出现；
作家“下海”经商，经商成功后的重回文坛，“专业诗人”成为历史，“兼职”成为普遍现象；
作家离开“纯文学”而选择有较丰厚报酬的“亚文学”（影视作品等）写作；
作家与传媒、图书市场营销身份的“合二而一”；
出现了作家进入高校成为教授的热潮；
还有部分作家蛰居偏远之地以保持其独立姿态。
三、文学的总体状况
文学潮流的淡化
文学潮流的淡化是90年代的文学现象之一。市场的选择和需求打破了文学的“有序”进程，而对于历史的反省，使得历史发展和文学潮流对应的文学史观受到质疑。因而，“潮流”趋势的削弱是理所当然的。
具体原因
社会逐渐失去单一的“主题”，人们对世界和文学的理解更趋“多元”。
市场的选择和需求打破了文学的“有序”进程，而对于历史的反省，也使得历史发展和文学潮流对应的文学史观受到质疑。
文类的变化状况
诗歌的边缘化最为突出，诗人的处境、诗集的出版都相当窘困。
长篇小说和散文出现热潮。长篇小说代替中篇小说在80年代的文学成就的标志性地位，成为陈述这个时期文学成就和特征的主要引例对象。
原因
作家可以用较长时间专注于一部作品的创作，并能就更广泛、复杂的问题做出表达，融入更丰厚、深入的思考和体验。
作家的“文学史”意识普遍增长，由长篇承载的叙事文体成为了标志性文学成就。
长篇又具有一种“文体的经济性”。在作家方面，更易“流行”显然使“长篇”作品有利可图；阅读上，长篇的奇闻轶事和故事性，既能满足读者不断增长的消遣性阅读需求，又有改编为影视作品的更大可能性。
批评的“自足性”
批评的理论化是这个时期出现的重要征象。在坚持传统文学批评观的作家、研究者看来，批评离“文学”、离作家创作越来越远，其注意力已不完全是在作品的评价上，而是更多地寻求理论自身的完整性和理论的“繁殖”。
叙事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诸种理论在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表现颇为活跃，这与“学院派”批评家的活跃关系密切。
文化研究的兴起，虽然在分析上仍重视结构、修辞等文本结构问题，但主要关注点已不再是对文本审美与文学性的探讨。文本成为阐释有关阶级、民族、性别问题的材料，因而也受到严重质疑。
先锋探索的式微
进入90年代，“先锋”探索逐渐式微。“先锋小说”以及“先锋”诗人在叙事和语言自觉意识上的探索，已成为一种文学“常识”被接受，融入普遍写作实践之中。其实，小说和诗歌领域的先锋性实验仍在进行，但由于韩少功、韩东等作家的创作方向不再具有一致性，文学界只是将他们作为个例来看待。
文学创作的取向变化
日常生活写作的兴起
80年代进化论式的乐观情绪在90年代有很大的削弱，犹豫、困惑、冷静、反省、颓废等基调分别得到凸现。因此，世俗化现象，都市日常生活、人的欲望，代替重要社会问题，成为取材的关注点，“日常生活写作”“个人写作”的命题也获得其合法性。
“新历史小说”的兴起
“历史”对这个时期的作家来说，仍然是90年代文学写作的主题。不过，这类作品所处理的“历史”已大多不是重大事件，而是在“正史”的背景、氛围下，书写个人或家族的命运。
多数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中，弥漫着一种沧桑感。与五六十年代的“史诗性”和80年代初期的“政治反思”相比，这类作品重视的是表达一种“抒情诗”式的个人经验。
多数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中，弥漫着一种沧桑感。与五六十年代的“史诗性”和80年代初期的“政治反思”相比，这类作品重视的是表达一种“抒情诗”式的个人经验。
关注生存的精神性问题
作家们在90年代的创作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现实批判的取向，如张承志、张炜、史铁生等。
创作的共同特点
在80年代就已确立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文学地位，大多有“知青”生活的背景。
试图从历史传统、民间文化、宗教中，寻找维护精神“纯洁性”的资源。
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的“形而上”主题得到强化。
对个人经验的重视
作为对特定的政治、物质威权社会的疏离，90年代作家的写作中往往赋予“个人经验”以特别的含义，将其作为观察、表达的主要依据。如诗歌写作中的“历史个人化”命题，以及“只为个人写作”的提出。小说方面，则表现为陈染、林白等女作家的自传体小说等。
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回应
继续维持某种整体性的意识形态经验，来表现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的错综复杂矛盾，达到虚构性地弥合“发展主义”的现代化目标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遗产之间的裂痕。这在一批被看做是“主旋律”的作品中有鲜明的表现。
着力表现都市层出不穷的“新”现象，都市的消费性生活，市民的生活趣味等，也涉及“体制”外的人与事，如都市白领、个体户、城市“漂流族”等。
第26章 90年代的诗
一、90年代诗歌概况
90年代诗歌的边缘化
90年代开始的“散文化”现实，加速了诗歌向着社会和文化边缘滑落的进程。诗歌既不能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也难以符合一些批评家的对抗“现实”的批判性功能的预期，因而写作和阅读上的“圈子化”现象更加突出。
90年代，“专职”的诗人已经变得相当罕见。由于靠诗歌维持生计的可能性不大,诗歌写作者往往需要从事其他文类（散文、小说、报刊专栏文章等）写作，或者同时从事政经事务，“诗人”反而成为了“业余”身份。
诗歌的“滑落”趋势，诱发了新一轮的新诗“信用危机”，新诗的价值、“合法性”问题再次被提出。
诗歌的调整
90年代，一些诗人、诗评家敏感地意识到诗歌与历史关系发生的变化，不约而同地思考、调整自己的诗学信念和写作路向，调整其写作姿态、想象方式和语言策略。
诗歌调整的核心问题，是以“社会现实”“大众读者”的名义来规范诗歌，还是以“诗的方式”来展开语言实践和文化想象。同时，诗歌如何处理复杂化的经验，如何恢复“向历史讲话”的能力，也是不断提出的问题。
诗歌的调整与转型，破坏了诗歌曾具有的巨大“政治能量”的幻觉，80年代以抗争者、宣言者形象出现的诗人，已不大可能重现。
90年代的诗歌，从主要方面，是向着诗人的个性、诗人的个人经验收缩的诗歌。“个人化”是重要的诗歌征象。诗歌对于复杂的现实经验和个人感受的容纳，推动了诗人在语言、形式、技巧上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探索。
一些诗人和批评家，构撰出了若干“自我叙述”式的“关键词”，来形容90年代的写作身份、立场、诗歌修辞、风格等诸方面，如“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等。
诗歌的出版与传播
在90年代，专门的诗歌刊物仍在继续出版，而综合性文学刊物对诗歌的热情日减，但在诗歌的思想艺术探索、调整上，“民刊”起到了更为重要的支持作用，成为展现有活力的诗歌实绩的处所。
正式出版社出版诗集的困难，使个人自印诗集成为普遍现象，便捷的印刷条件也推动了这一发展过程。
90年代后期，诗歌的传播借助小型诗歌朗诵会、诗歌节等形式，成为了大众娱乐的一部分。而“网络诗歌”的兴起，也是这一期间出现的重要现象。
【名师点拨】90年代的诗歌与历史关系的变化，造成诗人写作姿态、想象方式、语言策略的改变，及其与80年代诗歌的区别与联系，是本章的重点与难点，通过一些具体的诗歌事件与作品来理解和记忆，对掌握这一部分内容很有帮助。
二、诗歌事件与“活跃诗人”
“活跃诗人”的组成
“老一辈”诗人，如郑敏、牛汉、昌耀、蔡其矫等。他们始终保持创造活力，并不断有新的开拓。
80年代已初步确立写作风格，并产生一定影响的“新诗潮”作者，如翟永明、于坚、韩东、王家新、西川、陈东东、王小妮、李亚伟、欧阳江河、柏桦等。
虽然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但创作个性明显确立是在90年代的诗人，如张曙光、孙文波、臧棣、黄灿然、伊沙、西渡等。
90年代中期以后，众多更年轻的诗人开始受到注意。他们大多出生于60年代末至七八十年代，接受了“朦胧诗”“第三代诗”，以及90年代诗歌的艺术经验，但也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偏移。
80年代末以后，一些诗人移居海外。如北岛、杨炼、严力、张枣、多多、萧开愚、宋琳等。他们的创作对90年代的诗歌进程仍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诗歌事件
“诗人之死”
90年代重要的诗歌事件中，“诗人之死”（海子、骆一禾、戈麦、顾城，以及后来的徐迟、昌耀的相继自杀）引人关注。
除去有关个别事件具体原因的分析外，诸多论述常集中在这些现象蕴涵、呈示的“形而上”意义层面。如诗歌在这个失去“远方的时代”的艰难处境，个体生命价值与时代的紧张关系等。
“诗人之死”并非意味着可能性已被耗尽，而是追寻可能性的“转化”。诗如何探索生存的各个方面，如何提供新的感受性，以及开发诗歌的难以替代的文化批判功能，成为诗人们探索的中心点。
诗歌论争
90年代后期另一受到注意的诗歌事件是以“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营垒”划分形态呈现的论争。这次论争提出的话题有诗人的身份，诗与现实、与当代生活的关系，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写作问题，语言和写作行为的权力特征等问题。
这次冲突发生于被称为“新诗潮”的诗界内部。分裂、论争的内在根据和直接原因，既表现了诗歌观念上的分歧，也来自“诗歌秩序”建构引发的“对诗歌象征资本和话语权力的争夺”。
这次论争隐含着90年代知识分子分化的“症候”。在争战的硝烟弥漫中，旁观者眼中原本庄严的诗界，也变得有些含混、滑稽，甚至破碎了。
三、几位诗人的创作
西川
西川，曾在北大求学时与海子、骆一禾因诗相识并成为挚友。1988年参与创办民间诗刊《倾向》。主要长诗作品有《雨季》《挽歌》《远游》《致敬》《近景和远景》等。
西川最有影响的作品是短诗。其短诗追求抒情的纯净性和语言、节奏的形式感，带有“古典主义”的特征，其中最著名的有《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十二只天鹅》等，表达了作者对“超验”、对“无法驾驭”的“隐秘”的兴趣与敬畏。
20世纪90年代，西川的诗风发生了较为显著的转型，从唯美气质转变到包容复杂异质性成分的综合技艺。其作《致敬》《厄运》《芳名》《近景与远景》等，将“生活与历史、现在与过去、善与恶、美与丑、纯粹与污浊”的“混生状态”直接呈现，由80年代的空灵、明亮、唯美转向了深沉、复杂与玄思。
西川的创作与个人化的精神历程相契合，其对伦理、精神价值，对超越性尺度的重视，以及从体验出发，借助冥想、回忆、虚构、穿越，来表现带有“哲理”意味的思考的诗歌方式，仍得到继续与延伸。
西川此期的创作常常将梦境、孤独、死亡、命运等作为表现的题材与主题，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哲学意味。他的诗向世界的多方面开放，并加入了反讽、“伪哲学”“伪经书”等“非诗”因素，但对基本文化价值的坚守，叙述者的那种“先知”身份、姿态，并没有削弱反倒更加突出。
王家新
早期创作
王家新早期的诗歌受到“朦胧诗”诗风的影响，追求一种东方文化的“禅意”境界。80年代中期，写作了组诗《中国画》，以及《空谷》《醒悟》《蝎子》《加里·施奈德》，借以捕捉一些微妙情境，营造冥想的气氛。
中期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家新诗风转向“朴拙、笨重、内向”，写社会“转向”对个人的生命体验的影响，写作资源转向了西方现代诗歌。与西方现代派诗人进行精神上对话，成为了他追寻的自我灵魂拯救的有效方式。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他发表了《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品，从中可以看到执着于理想的“写作者”的影像。除了诗歌写作外，他还对当代诗歌现象和诗歌问题进行思考，并积极参与当代诗歌批评与历史建构的活动。
《帕斯捷尔纳克》
作品概述
《帕斯捷尔纳克》是王家新以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命名创作的一首抒情诗。帕斯捷尔克是一位注重自我内在体验的现代诗人，在苏联建国后被逐渐剥夺了自由写作的权利，于50年代后期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
主题意蕴
表达了对异域诗人的追思与悼念，对自己经历的时代的反思；
以期达到“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确立起一种要求承担苦难并朝向灵魂的高贵的存在尺度；
提供了一个诗学的高度，即写作是个人对时代承担的具体形式，要坚守内心的写作。
艺术特色
创造了一种“深度意象”；
保持了一种朴素直接的表达方式。
欧阳江河
欧阳江河，曾旅居国外数年，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是最早尝试文化诗歌的诗人之一，代表作是长诗《悬棺》等。之后有重要影响的作品有《汉英之间》《玻璃工厂》《快餐馆》《傍晚穿过广场》《哈姆雷特》等。
创作特点
欧阳江河的诗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文化气质与时代意识，善于对时代的重大思想或精神命题作深入的文化与哲学的思考。
智性和玄学的趣味是欧阳江河追求的诗歌要素，其作品充满了思辨与玄想的色彩。
有明显的而且有意夸张的“修辞”的风格。诗人所用技法繁复，擅长于在多种异质性语言中进行切割和转换从而制造诡辩式的张力。这为他赢得了声誉，也使他受到责难。
文学活动
90年代初欧阳江河提出了“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立场”诸问题，主张将写作建立在稳固的智慧与学识的基座上，并且在对“现实”“无力感”的编织中来探索当代人的生存处境。
诗人时常“跨界”到诗学批评、文化随笔，并对时事、政治、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现象进行关注，这也使其作品所处理的事实、经验，带有一种“公共”的性质，如广场、餐馆、电影院、时装店、国际航班等。
陈东东
陈东东的诗歌具有鲜明的“知识分子精神”。他不仅注重对清澈、明净的诗歌的追求，也注重诗的节奏的“音乐性”。他使用了“弃绝”“逃逸”这样的字眼，靠词语虚构创造的“另一个世界”，“以对照的方式对抗诗人不能接受的丑陋现实”。
陈东东早期的诗，如《远离》《从十一中学到南京路，想起一个希腊诗人》《独坐载酒亭。我们该怎样去读古诗》《雨中的马》等，蕴涵古典诗歌的韵味：梦幻、追忆、唯美。
90年代后，其诗风在原先的轻盈、舒缓之外，有时也会变得匆促、急骤。
萧开愚
萧开愚是诗歌实验、艺术革新的热心者。
萧开愚强调诗的“当代性”，也即对当代社会生活变动的敏感和寻求在诗歌语言强度上对这种体验的把握的重视。
他的实验涉及范围广泛，如现实生活场景与超现实想象的处理，反讽叙事对抒情的改造，俚俗口语、四川方言的运用，句式、节奏、体式的变换，以及增加适度的“喜剧”因素，这些让诗呈现“轻盈”体态。
诗风变化
早期的一些短诗，有一种清新、典雅的传统风格。
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反讽的叙事和戏剧性的分量加重，并贯穿着对社会发言的主题倾向，如《向杜甫致敬》《国庆节》《动物园》《中江县》《嘀咕》《傍晚，他们说》等。
旅居德国之后，作品《安静，安静》等更注重对人的本性，对自然、命运、自我的发掘，而技艺的多向度探索也更自觉。
孙文波
孙文波的诗平易、亲切，具有坚实的道德感。他90年代写作的主要特征，在于对日常生活，准确说是“身边的事物”的讲述，和从诗学理论上概括的“叙事性”。当代社会诸多方面的日常情境与细节，是他的诗最通常的“入口”，也是他作品中的主要“元素”，因而一些诗也被称为“风俗诗”。其代表作有《在无名的小镇上》《聊天》等。
孙文波具有强烈而执著的历史关怀和人文视角，对生活与自我进行严格审视，因此在他的一部分诗歌作品中，在反讽、自嘲中有着“潮湿的黑暗”的潜流，有着漂泊的孤独感和辛酸，这大大提升了“日常经验”的诗意质量。
张枣
张枣80年代初的诗歌具有“古典”特征：对“小事物”观察的多角度变化，对词语（声音、色泽、质地）细致、柔韧性质的发掘与精心安排；节奏、韵律上的关注。他的诗歌虽然取材于日常事物，却常有梦幻式的推演，代表作有《镜中》《何人斯》等。
90年代以后，张枣的诗歌以“对话式”来取代独白式的抒情，诗中常漂浮着某些“隐秘的信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楚王梦雨》《卡夫卡致菲丽丝》《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等。
柏桦
柏桦的诗歌创作讲求“天赋”式的冲动与挥发，有一种“幻美”的“挽歌气质”，流动着“南方式的多愁善感和厌烦”。写于1981年的《表达》常被看做是他的代表作，此外《夏天还很远》《悬崖》《望气的人》也是其重要作品。
柏桦诗歌对象是“幻象化”的，他的诗情具有一种孤单者的敏感和“神经质”的盲目力量。《衰老经》《现实》《未来》等80年代末的作品，语句突兀、急促，因自省、焦虑而显得“面部瘦削”，令人印象深刻。
张曙光
张曙光关注“个人日常经验”，主要采用“陈述”语调，讲究语言的具体、结实的倾向，其诗没有复杂的技巧，往往用联想、思索和语调加以组接。诗意连贯、自然，并注重深思、冥想氛围的营造，具有一种由语调所支撑的整体感。其代表作品有《1965年》等。
张曙光的诗歌意象是值得注意的。雪在张曙光的诗中，既是经验的实体，也是思绪、意义延伸的重要依据：有关温暖、柔和、空旷、死亡、虚无等。死亡也是经常触及的“主题”，在《疾病》《西游记》等作品中，他表达了对“当下”生活的不信任和是否可能把握“现实”的疑问。
张曙光的诗透露着一种意念：通过写作让已逝的事物复活，抓紧“记忆”，是“失败者”可望获救的凭借，以维持关于自我、生命的自足的幻觉。时间在他的诗里便是基本的支撑点，既能给予温暖的感谢，也表达出对时间压力所产生的恐惧。
臧棣
臧棣对诗歌写作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其实都是处理它所面对（经常是有意选择）的其自身的诗歌史的问题”，他还指出“90年代的诗歌主题实际只有两个：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这对他的诗歌写作趋向有着重要影响。
以“历史个人化”来看臧棣的写作，则“个人化”不仅意味着“历史”只是个人经验的“历史”，也不仅指“历史”被扩散、投射至个人生活、意识、情感的各个角落，还意味着“诗歌书写者”的“个人”的身份。
在具体的意识倾向和措辞风格上，他强调与中国新诗“宏大”的主流格调偏离的“专注于‘小’”“从容于‘精细’”的向度。臧棣的诗，具有清晰、简洁的形态，执意离开、并企图改造新诗强大的浪漫抒情传统。
臧棣的写作始终呈现出“实验”色彩，他借着诗歌独特的视域、想象方式来展现自然、社会与人性的黑暗，这些都源于他理解的有抱负的诗人与“自身的诗歌史问题”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27章 90年代的小说
一、长篇小说的兴盛
90年代长篇小说的题材及代表作
在90年代的长篇中，“历史题材”占有很大的份量。如二月河的“帝王序列”、唐浩明、凌力、刘斯奋的小说等。
在90年代，“家族”题材的长篇在数量和艺术质量上也引人瞩目。有《白鹿原》（陈忠实）、《九月寓言》（张炜）、《旧址》（李锐）等。
90年代中期出现的社会问题长篇的持续热潮，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实现了文学界许多人对文学“贴近”生活和读者的预期。
1993年无疑是长篇创作获得重要收获的一年，尤其是《白鹿原》《废都》的出版，它们在京城引起的热烈反响，在当时被称为“陕军东征”。
陈忠实的《白鹿原》
创作意图
《白鹿原》的扉页有“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题辞，从中可以见识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抱负：将对个人、家族、村庄的经历、命运的讲述，放置于现代史的广阔背景中，联结重要的历史事件，以探索、回答历史变迁的因由和轨迹，以及有关乡村、民族命运的问题。
主要内容
小说所表现的是自清末民初到解放战争时期，渭河平原白、鹿两个家族的起伏沉浮与历史风云之间的纠结，并融入政治风云、经济冲突、阶级矛盾、党派斗争等重大社会事件，形象地展现了乡土中国的历史变迁。小说用与儒家文化传统相关的宗族制度、祖训乡约、祠堂祭拜等，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具有浓郁的风土气息。
人物塑造
小说成功塑造了一批性格饱满、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如白嘉轩、鹿子霖、黑娃、田小娥、白孝文等。其中，白嘉轩无疑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物。作为白鹿两姓宗祠族长，他的身上寄托着作家对于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的信念。一方面，他宽厚仁义、刚正不阿，具有着几近完美的个人品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地主和封建宗法制度的卫道者，他又有着保守顽固、自私虚伪、专断残酷等负面的品性。
成就与评价
《白鹿原》是9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小说之一，同时也是新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小说的时空背景宏阔，历史文化信息丰富，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它突破了“重事轻人”的历史写作的局限，真切地关注个体在历史风云中的命运遭际，以此烘托出历史的演进。
小说没有完全回避以“传统”文化支撑的个人、家族、村落，在现代观念、制度的包围、冲击之下出现破裂与溃败的命运的揭示。这也是小说中的失败感和浓郁的“悲凉之雾”产生的根源。
小说在表现艺术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作者创造性地将现实情节同原始文化、神话传说、寓言故事融会在一起，营造出了一种亦真亦幻、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效果，强化了作品中的民族文化意蕴。
但《白鹿原》对这种裂缝、冲突、失败的叙述显得局促，其叙事结构上的脱节、矛盾，正是作家的信念与经验“在文本之中形成的致命的伤口”。
阿来的《尘埃落定》
主要内容
《尘埃落定》表现了川藏间的康巴地区藏民在现代的生活变迁。土司制度、文化的兴衰，藏族原始神话，部族传说，民间故事谣谚，神法巫术，音乐舞蹈等都成了故事的组成部分。
艺术特点
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法，选择麦其土司的傻瓜儿作为“不可靠的叙事人”（智障者、无法长大的孩子，以及对成人世界的孩子视角等），体现了作者的一种“边缘”的自觉意识。
表现出了一种游离于“中心”的观察、体验和情感，寓意了人类某些基本事物、精神的涣散、逝去，有一种悲凉感。
阿来称自己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藏族民间传承，思维、感受方式是他的根基，而且早期诗歌写作经验的加入，使他在不同语言、文化、文类之间，发现心灵、想象、表达上的异同。这种“边缘”身份和经验的体认，显然有助于感受和意义空间的开掘、拓展。
《尘埃落定》词语句式轻灵但不浅薄；境界的营造主要由细节刻画来实现；这表现了作家在激情表达上的控制力。作品中的某种内在“魔幻”色彩，也增加了感性的厚度。
【名师点拨】应注意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品包含了对中国现代历史变迁所作的全景式的史诗性描述。
二、小说创作与文化事件
在90年代，出现许多小说事件，如：对王朔小说创作的争议，女性作家的“私人写作”，《废都》《白鹿原》等长篇的出版，对王小波的评价，“现实主义冲击波”，《马桥词典》事件等。从中折射出这个时期复杂的文化想象和文化冲突的某些“症候”。
王朔小说的创作和讨论
王朔是新时期以来最早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进行写作的作家之一。其代表作品有《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顽主》《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等。这些作品奠定了他作为当代中国“解构性写作”的主将地位。
《动物凶猛》
《动物凶猛》是王朔于90年代初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作品中商业气味最少的一篇。它因挑战“文革”的统一书写而引起争议，却拓宽了这一敏感题材的表现空间。
主要内容
展现了一段自我珍爱的纯洁的青春记忆：激情涌动的少年梦想与纯真烂漫的初恋情怀。以“少年”的口吻表达了在一个大而破的混乱时代里无所拘束的欲望和自由自在的情感方式。
艺术特色
追忆与自我剖析的叙事方式，初步显示出了“个人化”历史叙述的倾向；
浓郁迷人的个人化色彩；
超越通俗读物的审美趣味；
减弱了构筑情节的功能，显现为互无直接关联的经验印象；
对故事虚构本性的坦白，夸张、自相矛盾的叙事。
王朔的“顽主”形象
在王朔的小说中，“顽主”是其中的中心形象：他们既是作品主角，也是叙事人显示的姿态，这些人物表现了对作为主体中心的意识形态的抗拒倾向。作为这一形象的基本特征的，是那种调侃、嘻笑怒骂为基调的语言。它们吸收了当代北京某一区域流行的土语、俗话，并挪用、戏仿政治和精英文化的权威话语。
例如1987年创作的《顽主》，作者借助几个游手好闲的青年的痞子化言行，构造出几种非常典型的对话关系与情境，通过“小市民角色”对“知识话语”的误解、对“政治话语”的滥用，瓦解了其严肃的含义，产生了“话语狂欢”的效果。
关于王朔及其作品的讨论
针对王朔的争议，主要是其精神、道德倾向上所做的选择。这种争议，部分原因来自于其文本内在的“混杂性”。这种具有“转型期”特征的写作姿态，和文体上的“混杂性”，使赞赏者从中发现了对“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的颠覆，也让批评者的责难有了根据：他对知识分子价值肆无忌惮的嘲弄，是以调侃的姿态来迎合大众看客的爱好噱头的心理，显示了其自身的偏执与狭隘。
90年代中期以后，大众文化逐渐确立其在文化市场的稳固地位，文化的分流已趋清晰，王朔这种“混杂性”姿态赖以存在的空间日渐缩小。
王小波
王小波和王小波之死，可以说是90年代的重要文化事件。对这一事件的持久谈论，和在“民间”长时间维持的热度，既指向文学创作，也指向有关知识分子的身份、道路、责任等问题。在许多人心目中，他的“标准身份”（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在他去世时已被确立。但小说应该是他最重要的创造。
作为文化现象的王小波解读
由于90年代以来，学术、文学界对体制、权力的普遍迷恋，王小波对“自由”的争取和论述一定程度上被“偶像化”了。他的最值得重视的“反神话写作”，被构造为“新的神话”，并多少“淹没”了他作为一个“独特的作家”的存在。
另外的理解则是将他纳入“流行文化”的范畴之中。王小波的创作确也具有多种“元素”，具备可以为大众传媒持续感兴趣，并按照流行文化方式运作的东西。
王小波的价值，在于他的想象、文体、语言的那种抗拒流行模式的原创性。这种带有“先锋”意味的创造，既“背向”现存文化体制与观念，也“背向”“大众”和“流行文化”。
王小波的小说创作
王小波的小说，如《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等，处理的是“文革”历史和“文革”经验，但其呈现方式与以前那种相对统一的方式大异其趣。
王小波与80年代以来普遍存在的“反向”写作（或“颠覆性”写作）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区别，这主要在于他并不支持做出绝对性的正义判断，其写作也没有建构出对立性的框架。
他呈现的是“被虐-施虐、忠贞-淫乱”的那种荒诞辩证与狂欢场景，并因此呈现了更具个人性的那些被“合法”的陈述所掩盖的生存体验。因此，王小波的讲述是难以被仿制和重复的。
他的创造借鉴的文化资源，多是来自有着飞扬想象、游戏精神和有充沛幽默感的作家。
评价
王小波的主要价值，可能并非在于他是“真理的持有者、护卫者与阐释者”，“他所不断强调的，是智慧、创造、思维的乐趣，是游戏与公正的游戏规则，是文本自身的欣悦与颠覆，是严肃文学所必须的专业态度”，而这正是王小波身处的环境里最缺乏的文化精神。
“现实主义冲击波”
“现实主义冲击波”最初是指有“三驾马车”之称的河北作家关仁山、谈歌和何申，还有湖北作家刘醒龙，河南作家李佩甫等人的创作。后来，扩大指称90年代后期大量出现的以“现实主义”方法，表现与市场经济改革进程和体制的根本矛盾有关的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的小说在文学界产生的影响。
此外，对官场以及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腐败”现象的揭发和抨击，也是小说描写的另外一面。
此外，对官场以及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腐败”现象的揭发和抨击，也是小说描写的另外一面。
代表作品
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
何申的《信访办主任》、关仁山的《大雪无痕》、张平的《抉择》等。
何申的《信访办主任》、关仁山的《大雪无痕》、张平的《抉择》等。
艺术特点
强调的是文本与现实关系上的“同一性”。小说的“现实感”被等同于“贴近生活”。
与“十七年”的长篇一样，大多采用“全知”叙事，也采用矛盾最终获得解决（或暗示将得到解决）的封闭式结构。
正剧的庄严感几乎是它们一致的美学规格，而适度的悲剧色彩则用以支持正义感，加强阅读上感情宣泄、抚慰的效果。
对“官场”的内部情状，运行的“潜规则”的描述所提供的“知识”和“窥视”满足，部分来自过去“官场”“黑幕”小说的艺术经验。
部分作品，也发掘、放大“主流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裂缝，以达到读者普遍期待的批判功能。
以情感化的方式完成了对现实秩序合理化的论证，并对现实矛盾做出了想象性的解决。
《马桥词典》事件
《马桥词典》是韩少功于1996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在对民间世界的创造性的营造和对小说形式的实验性开拓两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它受到注意，不仅是由于对作品的评价存在巨大的分歧，更由于得到媒体渲染的那种付诸法律诉讼的方式。其价值在于有关叙事虚构在当前的“危机”和“可能性”。
它受到注意，不仅是由于对作品的评价存在巨大的分歧，更由于得到媒体渲染的那种付诸法律诉讼的方式。其价值在于有关叙事虚构在当前的“危机”和“可能性”。
《马桥词典》在小说的叙事文体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文体——用词典的语言来写小说。在《马桥词典》的争议中，更多关注的也是小说文体这种与“传统”的，或“经典”的小说叙事分离的方式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作家认为，现代社会传媒所建立的网络，使小说对发生事情的描述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描述这些事如何被感受和如何被思考”。
而且作家对原有的历史观念及相关的叙事方式发生动摇，使小说的“表意策略”与文体特征的调整、变革变得尤为重要。因此韩少功尝试“打通”文史哲，将故事、随笔、议论、考证释义、风俗调查等加以综合的方式。
而且作家对原有的历史观念及相关的叙事方式发生动摇，使小说的“表意策略”与文体特征的调整、变革变得尤为重要。因此韩少功尝试“打通”文史哲，将故事、随笔、议论、考证释义、风俗调查等加以综合的方式。
90年代小说叙事的探索
90年代的小说叙事探索存在两个大的趋向。
“跨文体”的写作，形成一种类乎“百科全书”式的风貌。
向“纪实”方面靠拢，或在对生活现象的描述上，叙述者尽力退出干预的那种“自然主义”姿态。
【名师点拨】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与文化事件是本章的重点内容。其中，需要重点掌握王朔小说显示出对主流政治文化的颠覆、批判，以及对批判的内在消解、对精英文化的嘲笑和对这种文化身份的依恋靠拢。《马桥词典》引起的争论反映了90年代小说叙事的趋向：一是“跨文体”的写作，二是向“纪实”方面靠拢。
三、90年代的小说家
90年代小说概况
90年代小说家
90年代小说家，一方面是指虽有较长写作历史，但其重要作品发表于90年代的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来、阎连科，鬼子、何顿，甚至陈忠实都可以包括在内。另一方面指出生于60年代以后，在90年代开始小说写作的作家。
90年代小说现象
90年代最先成为一种重要现象的是“女性写作”，即林白、陈染、徐坤、徐小斌、海男、须兰等人的写作。在90年代前期的“个人写作”“私人写作”由她们所引领。
90年代中后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其主要推动者也是出生于60年代以后的作家；他们表现了“召回”也革新传统“现实主义”的艺术态度。
在“世纪末”为众多批评家所概括的“晚生代”“新生代”则大多突出某种“断裂”的姿态。
“晚生代”小说家
主要人物
包括朱文、东西、林白、毕飞字、陈染、徐坤、李冯、邱华栋、何顿等在内的作家群体。
创作特点
“晚生代”中的不少作家，十分强调写作的“个人性”，也质疑“晚生代”的这种归类。但吊诡之处是，“个人性”可能也是类型和模式，因而无法避免被抽取其类同性特征的描述。
许多人自愿或被迫趋于主流体制疏离的地位；边缘性和非制度化，既是他们中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文化身份的定位，他们强调个人的直接经验在写作上的意义。
在取材上，现代都市生活的物化现实，尤其是都市中“体制外”的边缘人的行为欲望，常成为关注点。个人“体验”和日常生活“状态”的捕捉，上升到主要位置。
阎连科
八九十年代，阎连科曾创作“军旅生活”“历史题材”小说。《年月日》《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的发表，获得好评。与朱苏进的创作思路接近，阎连科致力于和平年代军人的世俗化表现。他笔下的军人，是“农民加军人”式的结合，有着强烈的农民情结。
阎连科的小说放置在荒诞性的叙事框架之中，建立了悲喜剧杂糅的风格，使叙述增加了柔韧的成分，并赋予现实感极强的故事以寓言化隐匿和伸展的空间。
朱文
朱文最受争议的小说是《我爱美元》，以及《弟弟的演奏》《到大厂究竟有多远》等。他的笔下，充斥着无聊、凭本能生活、发散着道德败坏气息的人物和行为；但也表现了对这些人物、行为的锐利观察和评判。
韩东
韩东写有《我的柏拉图》《双拐李》《交叉跑动》等，后来的长篇《扎根》是他重要的作品。其小说的语言和讲述方式，质朴、简约和冷静从容。韩东与朱文都属于“激进的个人主义”的“异类”文化。他们实施一种“片面性”写作，包括被扭曲的片面生活情境，某种偏执片面的人物性格，向片面激化的生存矛盾，片面的美学趣味等。
何顿
何顿擅长于写“个体户”为主的城市市民，在经济转型的社会环境中的生活经历。他发展了王朔小说表现的市民生活内容，展示人物对金钱和欲望的追逐，把这些编制进一个个生动可读的故事中。
毕飞宇
毕飞宇是一位注重深度意义表达的新生代作家。他的早期作品表现出对先锋小说叙事探索的兴趣，但在随后的创作中，作家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了他对于人类历史的思考和对于个体生命在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现实境遇、尤其是精神境遇的关注。
代表作品
主要有短篇《哺乳期的女人》《是谁在深夜里说话》《飞翔像自由落体》《青衣》《玉米》等。
创作特点
毕飞宇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家乡地区的城镇生活，对当代人生活意义的探询是作品内在的意蕴。
虽然也表现了某种“先锋”姿态，但并不过分，同时加入了通俗小说的人物、情节元素。
作品有时会弥漫一种江南温润、迷茫的情调。
李洱
李洱于8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写有《导师死了》《现场》《午后的诗学》等中短篇。
《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表现了互异的取材和艺术方法。前者以粗线条的故事讲述笔法，写现代的革命历史，多少表现了某种“翻转式”的解构意图，因而被批评家归入“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名下。后者以当前农村生活为对象，写权力对乡村生活的笼罩与主宰，刻画置身其中的人们所经受的诱惑和考验。在艺术方法上重视生活细节描写，以及对农村口语的运用。
鬼子、东西、李冯
鬼子、东西、李冯三人被称为“广西三剑客”。
鬼子90年代中期才开始小说写作，他最主要的作品是“瓦城三部曲”——《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
鬼子和东西在90年代后期的创作，都表现了关注底层民众艰难处境，探索超越个人体验，重新表现历史化现实的道路。
东西的小说大多与“痛苦”“苦难”有关。对于生存的沉重、乖谬，他擅长运用变形、荒诞的方式来讲述，这包括情节、人物性格设计，以及叙述的语言。这为他的作品增加了反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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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当代文学》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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